刻开城门放入。”(“庚子记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记事》。)义和团这种进入北京的方式,连五月十九日就发布的上谕也毫不隐讳:“官兵任其猖獗,城门由其出入”。(《义和团》(四),20页。)
义和团不仅拥进了北京城,还把京城变成了他们的坛场。团众在北京城内“随处设立拳厂,触目皆是,”“王公府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设坛焉,”(《义和团》(一),15页。)“义和团各坛场,均门前竖大旗,上书‘保清灭洋’等字样,人皆耀武扬威”,(《义和团》(一),14页。)至“七月初一日,各城门屯扎义和团”,“行人出入盘诘甚严,”(《义和团》(一),26页。)甚至发展到由“载漪讼言上奉天主教,官阉多入教者,率大师兄入宫大索,几及圣躬”,(《义和团》(一),52页。)此时的北京城内,参加义和团也成为最时髦的事情。“无论士农工商,以至各行贸易之人,无不愿学”,(《义和团》(一),240页。)“上至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义和团》(一),306页。)
总之,义和团兵不血刃地进入了北京城,进京以后,又大大地发展起来了。显而易见,义和团之能进入北京,是清廷一个预定计划的实施。据有关义和团的资料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这是清政府利用义和团阴谋的实现:
四月三日,清政府准备将义和团改为官办团练,让署理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裕禄考虑是否可行。(参见山东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研究》,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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