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三日，清廷被迫答应各国立即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京。五月四日，英、法、美、意、日、德、俄七国兵舰十六艘在大沽口外示威，并派遣军队三百余名由天津入京。此时，对于外国驻兵京城问题一向特别敏感的清政府神经高度紧张，密令天津方面官员逐日确报各国派兵人数和装备情况。西方列强联合镇压义和团已势不可免，而中外反动派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矛盾日深。这样，摆在清政府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顺从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其派兵入京并剿办义和团；要么利用义和团的“神拳”去杀尽京城乃至全国的洋人，并以武力驱赶列强所派军队。一方是穷凶极恶、惯于趁火打劫的强盗，一方是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并有神拳法术的义和团众。经过短时间的犹豫和盘算之后，西太后终于作出了默许义和团进京并加以利用的决定。
清廷之所以这样做，是由四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第一，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对于列强的宿怨。如所周知，自戊戌变法以来，西太后对于列强的不满日益增加。她认为，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时所行“新政”，都是洋人在幕后指使。戊戌政变后，西太后要废掉光绪皇帝，列强又出面极力阻扰。如英国公使曾经强硬地表示：“我英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各国公使还共派法国医生入内廷为光绪看病，该医生看过病后声言“血脉皆治，无病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278页。)揭穿了顽固派散布光绪病重的谣言，迫使西太后将废立光绪之举改为立端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清廷顽固派还认为康有为、梁启超出逃也完全是英、日的庇护。这样，主要围绕着光绪帝的去留，实际也是西太后是否执掌大权的问题，顽固派和列强的矛盾越来越深。后来西太后之敢于向列强“宣战”，用她自己的话说，即是“彼族焉敢于预予之权，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才“定准立决死战。”(《义和团》（一），66页。)和列强打让多年交道的西太后，未尝不知列强派兵剿办义和团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可能对她个人的统治权有所伤害，所以，西太后精心策划了利用义和团的阴谋。第二，顽固派所谓的抵抗外侮。“民教之争”在山东兴起后，西方列强认为再次侵略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趁机在山东加强了侵略活动。为着封建权益尽可能少地让列强分享，清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照例要有一番“抵抗外侮”的言论。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给各省督抚的上谕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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