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复杂的现象。德国在欧洲身处法、俄夹击这一险恶形势迫使它总是设法要把俄国这股祸水引向远东，减少德奥东境所受的压力，以便全力打击法国，保持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正因为如此，德国几次怂恿沙俄在中国铤而走险，几次拒绝英国政府的联合抗俄的建议，同时又不放松和俄国资本的争夺。另方面，德国抢占了中国山东省作为势力范围。义和团运动期间，德皇还企图用“铁甲拳头”打下瓜分中国的基础。但德国资本主义的飞跃发展，使它并不满足于既得的这一隅之地，迫切需要更广大的中国市场。在这种场合，德国外交当局制定的对华政策是，“瓜分中国或仅划分为利益范围或势力范围，就目前来说都是和我们不利的。人们经常想把我们限制在山东省，英国也竭力把我们排斥于长江流域以外，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商业逐年巩固，而且在这里也越来越能把英国的竞争排挤出去。因此，我们越把瓜分推迟，我们的时运就越好。”“我国的国际地位，大部分是建立在对待英、美、日这一集团和对待俄法这一集团的正确关系上。因此，我们就能有时和这个集团一道走，有时又和另一集团一道走，而不致于使我们陷到敌对集团去。如果我们失掉这种能力，我们将陷入依附于某一集团的不幸境遇中。这种观点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也不能置之不顾”(《历史译丛》，1962年第4期，第75—77页。)。
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又不同于德国。中日甲午战争议和谈判期间日本政府提出的议和条款清楚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对整个中国都怀有独吞之心。不过三国干涉还辽以后，日本政府却是把确立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地位置于首位的。对华政策是“北守南进”。所谓“北守”，就是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对俄国采取妥协态度。希翼以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优越地位为条件，换取俄国对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地位的承认。所谓“南进”，是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东南沿海和华中腹地。尽管美国政府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后，日本政府积极赞同，但瓜分中国却是渗透着日本“北守南进”这一国策的骨髓的，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山县有朋在1900年8月20日提出的《关于北清事变善后》的意见书，较为突出、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精神。山县有朋指出，“中国……虽可暂免瓜分，但因国家生气久以衰耗，自身已无恢复之力”，将来被瓜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日本“自当谋求将来遇有瓜分之机，不至误算。”“其方案宜扩张势力范围，并要求在该范围内取得驻屯军队、铺设铁路、采掘矿山等特权”。“于福建之外，应更将浙江划归我势力范围”。“在划定此种势力范围时，其界限应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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