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义和团运动以前，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是存在着差异的。我们不能因之都是以攫夺中华民族利益，而一概称之曰是“瓜分中国”的政策。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的英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并不是“瓜分”，而是“独占”；而俄、日这类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才用“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对极广大领土或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地位的垄断权，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893页。)，才奉行直接瓜分中国领土的政策。这种差异的存在，既鲜明地反映了英、德、俄、日等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跨入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这一时代特征，也明白地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的英、德、俄、日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帝国主义国家时的各自具有的独特特征。同时，还鲜明地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残酷无情这一基本态势。

　　二

　　《辛丑条约》订立后，义和团运动期间出现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险恶形势缓和下去。此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竭力实现已经攫夺到手的*、经济权益，而且进一步攫夺新的权益。整个中外关系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相互关系都出现了新的动向。承认这一基本形势，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这些新的动向能不能表明“帝国主义对中国只能象窃贼偷窃死尸一样，鬼鬼崇崇地进行瓜分，它们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倡言瓜分中国了”，能不能表明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列强放弃了“瓜分中国领土”的政策？如果我们详细考察这一时期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政策，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我们应该说，帝国主义列强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政策这一观点，没有看到俄、日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重要转变，低估了俄日战争前后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关系调整的意义；没有看到帝国主义争夺欧洲和远东的斗争对列强侵华政策的深刻影响，过高地估计了义和团运动的实际作用；没有看到中英、中美、中日三个商约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实行再分割所反映的时代特征，低估了这一系列重大史实的严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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