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到1905年的俄日战争，从中国东北边疆的局部范围来说，它只是俄、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但从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全局来看，则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夺取势力范围这股狂潮的继续发展。义和团运动期间出现的帝国主义出兵中国这一形势，给俄、日两国的对华政策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沙俄政府顽固坚持要求清朝政府不是把中国东北直接割让给俄国，就是让俄国在*、经济上控制东北。沙俄政府在中国东北实行门户关闭这一阴谋的破产，直接导致了俄国远东政策的恶性发展。”俄国对满洲的政策依然不变：俄国无意放弃对中国这一地区的统治。相反，它决定把这种统治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955年莫斯科版，第328页。)。这就是所谓“一切凭武器坚持”，最终“在远东确立我们（俄国）的霸权”(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日俄战争》1925年列宁格勒版，第42页，153页。)。饿国远东政策的这种变化，受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日本。义和团运动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奉行“北守南进”政策，对俄大搞“满韩交换”，但以沙俄出兵强占中国东北为契机，日本帝国主义将侵略矛头再次指向中国北方，“北进南守”从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最终确定下来。同时，日本政府在到底是走俄日协商还是英日同盟的道路问题上作出了英日同盟的抉择，把“满鲜问题”作为一体，置于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地位。日本政府认为，“韩国问题之解决如不同满洲问题联系起来，则不能令人满意”(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1956年东京版，第524页。)。英日同盟的作用，则是“迫使俄国顺应我方之要求”(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1956年东京版，第67页。)。通过中日甲午战争的“战后经营”而进入帝国主义形成阶段的日本，而今在英日同盟建立后与沙俄的对抗关系中，已经把瓜分中国作为自觉的对华政策。在这里还应该看到，义和团运动以前，当沙俄政府强占旅顺口挑起帝国主义强占中国海港狂潮之时，英、日等国不是刀兵相向，从沙俄手中强夺旅顺口，而是竟相压迫清政府索取“补尝”。它们相互搏斗，颉顽不下之际，为了避免丧失在华既得权益和突破僵局，又往往背着中国进行肮脏交易，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擅自约定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现在，英、日、俄帝国主义为争夺在华势力范围，已经不惜诉诸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已经走向集团化和军事化。从帝国主义国际斗争的全局来看，俄日战争又是国际帝国主义自十九世纪末以来重新分割世界领土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战双方虽然只是日、俄两国，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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