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以改变生产方式为判断义和团运动是否具有反封建性质的标准。如说“革命，是指改变生产方式”，“义和团起义既不改变生产方式”，“这又怎能称得上革命呢？因此，义和团运动只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是否可称为“革命”，本来不是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问题是，上述引文中的“革命”一词，实际上是“反封建”的同义语。如果将这几句话的意思用三段论式表示出来，便成了下面的样子：大前提——反封建是改变生产方式；小前提——义和团运动不改变生产方式；结论——所以，义和团运动不反封建。换掉含义模糊的“革命”一词，而代之以论者本意的“反封建”，这个三段论式的破绽便露出来了：大前提不具有自明性。农民并不是新的阶级力量，并不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怎么能规定农民战争的任务是改变生产方式呢？这还是把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硬加在农民的肩上了。大前提既然不真实，结论自然就不正确了。所以，以改变生产方式为判断义和团运动是否具有反封建性质的标准，也是没有根据的。

　　其三，是以变革封建政权为判断义和团运动是否具有反封建性质的标准。如说：“变革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问题，没有提到义和团的日程上。”这话本身并不错。确实，义和团没有、也不会去“变革封建地主阶级政权”。难道这能成为判断义和团不反封建的根据吗？当然不能。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最后都不能不归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即使起义的农民建立了政权，也只能转化为封建地主阶级政权，而不可能去“变革”什么“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变革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又怎么能让义和团运动去完成呢？可见，以变革封建政权为判断义和团运动是否具有反封建性质的标准，更是说不通的。

　　提出上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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