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的同志,显然是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封建”与农民起义的“反封建”混为一谈了。应该知道,二者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是必须加以严格区别的。否则的话,标准不一,各执一词,便会造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问题是永远不能得到解决的。
二、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起因问题
目前史学界流行着一种说法,以为义和团运动乃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尖锐化的产物,从而只具有反帝爱国的性质。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一下义和团运动的起因,便可知道这个说法是不够全面的了。
山东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山东早期义和团,主要是由三支力量汇合而成的:第一,山东、直隶交界地区的梅花拳和红拳组织;第二,鲁西南地区的大刀会组织;第三,鲁北地区的神拳组织。它们都是在反洋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必须首先弄清义和团“闹教”的性质,才能全面了解义和团运动的起因。
义和团“闹教”的对象,主要是洋教势力。正如义和团口号所说:“抵制洋人洋教。”当时清朝文书中称之为“闹教”。有人看到了这一点,于是认为义和团的“闹教”只是反帝性质的。这未免把问题简单化了。其实,义和团的“闹教”既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形式,又含有反封建的因素。只是后者为前者所掩盖,不被人所注意罢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许多外国传教士已经与当地封建势力合流了。本来,在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中,外国传教士一直起着先锋队的作用。教堂几遍全省,“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地形”。(《义和团档案史料》。)但是。这些外国传教士既把教堂作为侵略据点,为适应其侵略活动的需要,便将教堂变得类似封建衙门,用封建的一套方式来压榨农民。他们以地方行政长官自居,挟制官府,“但凭教士函片,即签票传人”,“片纸下乡,中业倾产”。(《义和团档案史料》。)他们还“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光绪朝东华续录》卷138。),甚至“至必官为护送,马夫支应,恒取于民,人多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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