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情况表明，洋教势力既以地痞流氓为其统治的基础，以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为其统治的支柱，便构成为一个压在广大农民头上的特殊的封建统治集团了。

　　复次，教民的横行不法，不仅得到外国传教士的怂恿支持，而且还受到封建官府的开脱庇护。御史高熙□即曾指出，许多州县官“一遇民教争讼之案，待教民则如奉骄子，遇良民则摧折之、凌辱之。重以官房之锁押，胥役之需索。甚者，罚令出钱赔礼。又甚者，枷打冤民，死而后已。若此之类，不可枚举”。（《义和团档案史料》。）山东的历任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都无法讳言地方官审理民教纠纷时，“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义和团档案史料》。），以及“逢迎教士，曲从其意。彼族得步进步，其气愈骄，动辄挟制，反谓虐待教民”（《义和团档案史料》。）等事实。连残酷镇压山东义和团的刽子手袁世凯，也不得不承认：“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不能按照约章执平办案。遇有交涉之案，但凭教民一诉，或教士一言，即签票传人，纵役勒索。到案后，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图易结。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陵，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义和团档案史料》。）不仅如此，有些地方官府的胥吏、衙役还与教民勾结，鼓动教民讼诉，强迫平民“弥罪”，以从中敲诈勒索，大发其“洋教财”。正是洋教势力和封建官府的相互勾结，使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求生不能，冤无处诉，只能揭竿而起了。可见，义和团的“闹教”，既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又有反抗封建的*压迫和经济剥削的一面。

　　义和团“闹教”的主要方式是“均粮”，即清朝官方文书所说的“借闹教之名，均匀粮食”。（《郯城县具诉州府禀》。）当时义和团提出的口号是：“抵制洋人洋教，均粮济贫。”（《郯城县禀沂州夹单》。）其实，义和团所“均”的并不限于粮食，还有衣物、钱财、牲畜等。义和团“均粮”的对象都是哪些呢？其一，是教堂。义和团攻进教堂后，先抢走粮食、衣物等，然后纵火焚毁。其二，是教民。义和团对待富有教民，一般有两种办法，一是抢走粮食、衣物等；二是逼其出粮、钱，“凡附教有余之家”，“情愿散放粮米、银钱”（《郯城县禀沂州夹单》。），也可免抢。对待贫苦教民，则不动他们的东西。以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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