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斋《与孙蕙生书》。）不仅如此，外国传教士还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在其传道站所在地区购置田地，然后用苛刻的条件出租给附近农民，几乎和中国封建主一模一样”。（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页88。）由此可见，外国传教士对农民所采取的压迫和剥削手段，实质上是封建性的。有个英国人说得很对：“中国人所恶绝不在教，而所恶之实，正当于教会教士中求之”。（宓克《支那教案论》。）连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许多牧师，为人不知自爱”，“作事毫无忌惮”。（《瓦德西拳乱笔记》。）这都说明，中国农民“闹教”的实质，主要不是反对洋教本身，而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所采取的封建方式的*压迫和经济剥削。
其次，外国传教士还大肆网罗各种社会渣滓入教，作为他们统治的社会基础。许多地痞流氓一入教成为“教民”，便以外国传教士为靠山，“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侵犯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粮应交公庭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借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李东源《传教论》。）如东平州井衍文“素行不法，将所有产业荡尽，遂即入教，依势凌亲，难以枚举”（柳堂《东平教案论》。）；馆陶县李义正“人极刁狡，平日动以恃教凌人，善于挟嫌妄控平民，种种不法难以指屈”（《山东义和团案卷》。）；禹城县张阑田被外国传教士看中，“封为神父”，“平素依教欺人，乡民切齿已久”（《山东义和团案卷》。），等等。正如时人所指出那样，“一旦入教，即可以无所不为耳。犯法者，入教可以逃刑；报怨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之后，不但可以抗官府，免差徭，凡鱼肉乡里之事，可以恣其所为”。（《义和团档案史料》。）盖其“借教势为护符，官吏莫敢谁何”（《茌平县志》。），已经侪身于特殊的封建阶层了。外国传教士以地痞流氓为统治的社会基础，更扩大和加重了对农民的*压迫和经济剥削。
至于土豪劣绅，本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基础，此刻更成为外国传教士加意笼络的对象，充当其统治的支柱。如：“清平境内，有左、王两族最盛，而富于资，田产尤多，钱漕征额为一县之半，顾两家豪横特甚，而又崇天主教，每借势挟制官长，欺压邻里，乡民有向借贷者，升出斗入，率以为常，乡民恒衔之。每值征漕时，两家所缴之数恒不及半，官以其奉教也，亦无奈之何”。（《西巡大事本末记》卷2。）这种事例，并不是个别的例外。当时各县“附教殷实之家”，多系鱼肉乡里之辈。外国传教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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