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而所谓“君非桀纣”,也只不过是说皇帝还没有坏到象夏桀、殷纣那样的程度,肯定的语气实在是有很大的保留的,更看不出有多少赞颂之意。
最后,义相团对封建统治秩序的冲击,还表现在向“富户勒捐银米”这类经济斗争上,很多材料表明,有不少“绅耆富室曾被匪众(按:指义和团)勒令助器、助饷”,“勒派供支”。(《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240、243页。)义和团采取这种办法,当然首先是为了解决武装队伍给养和武器配备等需要;同时,在向“客户”进行“勒捐”的时候,也往往要披上“仇教”的外衣,不肯理直气壮地直接打出具有反封建意味的旗帜来。如柳溪子《津西毖记》称:“凡诈称某富户奉教,馈以财物得赎罪。”杨慕时《庚子剿匪电文录》载:“凡有富厚之家,指为教民,则所掠无算。”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记:“凡教民皆目为直眼,其鱼肉富室,亦以直眼论,必输多金乃免,否则屠其人火其居。”李鸿章在一个奏折里也说:“窃查顺直地方,自本年五月拳匪倡乱以来,每勒有力之家捐助钱米,稍不遂欲,辄加以二毛之名,任意烧杀,官司不敢过问。”(《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29页。)但尽管如此,义和团始终把“勒捐”的对象主要限制在“富厚之家”、“有力之家”,而于一般“平民”,则一直是“秋毫无犯”,有时还把从富绅那里“勒捐”来的银米向贫民散发,从这里不也可以嗅到某种反封建秩序的气息吗?
以上这些具体事实的存在,我想很多同志都是会同意和承认的。如果我们不去纠缠于抽象的概念争论,而着眼于义和团在哪些方面冲击了封建统治秩序,哪些方面打击了封建统治,其程度和范围究竟如何,那末,“义和团是否反封建”的问题,似乎也不难逐步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
三、怎样看待义和团的“扶清”口号?
与上面一个问题相联系,人们很自然地要考虑到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扶清”口号的问题。义和团在一些方面对封建统治集团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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