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传统的封建*一向是“严禁结社”的，所谓“私立会名，皆属违禁犯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72页。），“义和拳名目，久于例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4页。）但义和团却冲破了严厉的封建*，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扩展了自己的组织，这本身便不能不说是一种对于封建秩序的大胆挑战。何况，在组织起来之后，他们又自动地拿起锄头、木棍，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形成了一支不由封建官府指挥和控制的群众武装队伍，这就更触犯了封建统治秩序之大忌，成为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巨大威胁。我们只要看一盾义和团运动从兴起到失败的整个过程中，封建统治集团在上谕、奏疏、指令、函札等无数文件中，对于义和团这个群众组织和这支群众武装所表露的那种半是惶恐、半是恼怒的心理，就可以毫不怀疑义和团从本质上说来，是一种封建统治的异己力量。

　　其次，当义和团势力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他们便开始了“灭洋仇教”的活动和斗争，烧教堂，惩教民。禁洋货，杀洋人等等。我们且不管这些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爱国反帝的性质，又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笼统排外主义的成分，也就是说，评价可以各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从根本上说来，这些活动是违反封建朝廷所早已确定的*方针的，是不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权所容许的。封建统治者一再声明，“各国传教，载在约章”；“朝廷谊重邦交，”，“中外敦崇睦谊，总宜永远不渝。”（《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28～329页。）如果说，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义和团的“灭洋仇教”活动，还曾受到封建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的赞赏甚至纵容的话，那末，当义和团从烧教堂、拆教产进而发展为拆铁路、毁电线时，封建统治阶级中不论是“主剿”派还是“主抚”派，就一致表示反对了。“主剿”派认为义和团“毁坏国家所设铁路，法所当诛”，“此乃藉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12页。）；而即使象刚毅这样著名的“主抚”派，在他前往良乡、涿州一带查察义和团时所发告示中，也指出“铁路栈房系国家之物，万不可毁”，“倘有拆毁，皆耗国家之财。”（《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9页。）这足以说明，义和团的这些活动，已经越出封建统治秩序的范围很远了。

　　又次，既然义和团的组织是违反统治阶级的意愿而存在，义和团的许多活动是不为统治阶级所容许的，封建统治阶级便多方使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对义和团进行限制、禁阻，在不少场合，还曾表现为动用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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