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胜守在“乡绅土地所有”论研究方面也多有建树。他通过考察明末江南土地丈量问题，揭示了乡绅地主的发展状况，阐述了乡绅地主凭借“优免特权”诡寄田亩及在土地丈量过程中乡绅与胥吏相互勾结的舞弊行为，并探讨了乡绅地主与佃户关系。通过研究浙江省嘉兴府的“嵌田”，他考察了乡绅的统治地位，认为乡绅凭借特权，在经济上进行资产增殖，在*上通过控制胥吏层，把持官府，“蚕食”专制权力，同时还控制着社会舆论。明末，政府先后对嘉兴府的“嵌田”问题进行四次整顿，在整顿过程中，乡绅既是被整顿的对象，也是整顿的协作者。作为地方支配者，乡绅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兼并小民，鱼肉乡里”，另一方面也是“小民之利”，“凡养生送死宾客游亲之费，百工力役，皆仰给焉”。通过考察水利问题，川胜守阐述了明末长江三角洲地区“水利惯行”的变化情况，揭示了乡绅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与“水利惯行”的变化关系。通过考察赋役制度，川胜守比较深入地阐析了明代的寄庄户、里甲制的发展变化情况，探讨了明末清初均田均役法、官收官兑等赋役改革情况。他认为，清初实行“乡绅抑制政策”，通过江南奏销案，沉重打击了绅士的“抗粮”积习，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钱粮拖欠问题；通过推行“均田均役法”，实行“绅民一体均差”，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花分诡寄”等积习，并取得“无田不役，使无可躲避”的效果，清朝统治由此而得以进一步确立。[36]

西村元照以地方志和政书为基本材料，对明末清初的土地丈量和钱粮“包揽”问题作了深入系统的考察。他认为，在国家进行土地丈量过程中，由于绅士地主是主要的“隐田”者，因此在土地法丈量过程中绅士地主与胥吏相互勾结，对土地丈量予以阻挠，这反映了绅士与国家对立的一面。清初，在税粮征收上出现了保歇型、经催型、坐差型、盘踞仓场型、供丁子户型等五种包揽形式，形成了以乡绅系、胥吏系、商人系、地主系、棍徒和中小地主、自耕农、佃户为主体的“私征集团圈”。在包揽中，以生监为主体的下层绅士恃其“衣顶”揽纳钱粮，成为最活跃的包揽者，建立了以“供丁子户型”为主要形式的“乡绅支配”包揽系统。[37]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