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田德指出，“乡绅土地所有”论的提出，其目的在于显示明末清初地主制的“结构性变化”，即“地主的城居化”，但有事实表明，当时乡居地主的“直接经营”也在进行，也就是说，城居地主与乡居地主同时存在。从静态上看，城居地主与乡居地主为两种类型，但从动态上看，二者是按照“相同的周期”运动，即社会地位并不稳定，处在“兴替无常”之中。因此，“乡绅土地所有”并不是以固有的形态形成的，也就是说“乡绅”并不是能够规定土地所有形态的范畴。[45]

山本英史指出，乡绅土地所有论过于强调明清时代农村社会两极分化现象。但是至今为止成为国家专制权力的基础依然被认为是自耕农，所以不能过高看此自耕农的存在。[46]

    在以上诸位学者批评的基础上，森正夫对“乡绅土地所有论”作了更为系统的评述。他认为：“乡绅在经济上是地主，但是在运用‘乡绅’这一概念时不仅要与土地所有联系在一起思考，而且应该要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去考察，并且应注意其同市场支配、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对于“乡绅土地所有”论，他提出了如下疑问：

（1）关于“乡绅土地所有”的形成问题，森正夫对“优免特权”是“乡绅土地所有”形成的特有起因之说提出异议。他说，优免特权不是明清特有的，基于官僚徭役免除的身份特权性土地所有本身，在宋代已经出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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