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时有代表性的一些观点，分别做了批评，比如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李大钊、陈独秀、杜亚泉等），中国人的生活是向内的，西洋人的生活是向外的。（杜亚泉等）中国文化是精神的，西方文化是物质的。（李大钊等）。

“试先就所谓‘主静’、‘主动’之说加以分析。中国古代确有‘主静’的哲学家，如老子、庄子，魏时的王弼，北宋的周敦颐。但是也有主动的哲学家，如墨子，清初的王夫之、颜元。而大多数哲学家是主张‘动静合一’的。”[29]“至于认为东西文明‘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尤为不切实际。还有人认为中国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洋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更是违实之谈。按中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都有较高的成就，中国古代思想家更强调精神生活的价值，应该承认中国确实有自己的精神文明；但是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人所共知的四大发明即属于物质文明，能说中国缺乏物质文明吗？……应该承认，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具有‘精神的’和‘物质的’两个方面。”[30]在这篇文章中，张先生尤其批评了将中西之别看成是古今之异的观点。当时常乃悳发表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说：“一般所谓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之异点，实在就是古代文明和现在文明的特点。”“现在一般所谓的东洋文明，实在就是第二期的文明。而西洋文明却是第三期的文明。”（《国民》第二卷第3号，1920年10月1日）

“这种观点也是不全面的，仅承认文化的时代性，而没有见到文化还有民族性。例如西方中世纪的文化与中国中古时代的文化都处于同一发展阶段，而各自显示了不同的内容，这就表现了民族性的差异。应该承认，文化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民族性。中西文化之间，既有古今之异，又有中外之殊。”[31]

张先生又写了《谈孔子评价问题》《关于孔子哲学的批判继承》等文，在写于1982年《谈孔子评价问题》一文中，张先生开始具体描述孔子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史的正面价值。他说：“孔子有哪些主要的贡献呢？第一，孔子是第一个从事大规模讲学的教育家，在客观上为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开辟了道路。第二，孔子提炼并宣扬了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关于公共生活规则的处世格言，提出了以‘泛爱’为内容的仁说。第三，孔子重视人的问题而不重视神的问题，提倡积极有为的乐观精神，要求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崇高理想，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奠定了基础。”[32]

而在80年代后期以后，张先生更重视阐发孔子思想中的积极性内容。张先生晚年所强调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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