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孔子与复辟之间是这样描述的：“孔丘出身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落下来。他的祖先原是宋国的大贵族，后来搬到鲁国。到他父亲郰叔纥一死，孔家就更加日益没落。孔老二从小接受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教育，年轻时就走上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道路。阶级的衰败和家庭的没落，更使他顽固地、狂热地为恢复被夺去的“天堂”而斗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孔丘终生的复辟梦想。它的集中表现，便是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 ……孔丘这个家伙对于往日奴隶主阶级的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十分怀念，对于当时大好的革命形势刻骨仇恨，满脑子反革命复仇思想。看到烽烟滚滚的奴隶起义，孔老二破口大骂是‘强盗’和‘祸害’，恨不得斩尽杀绝。郑国奴隶主在一次镇压奴隶起义时，杀害了全部参加起义的奴隶，他听到后狂叫‘杀得好！’（《左传·昭公二十年》）孔丘的‘克己复礼’，就是奴隶主屠杀有理，奴隶造反无理，他完全是奴隶解放的死对头！”[6]
根据梁漱溟的自述和别的传记或史料的记载，他所最不能接受的便是将孔子视为“奴隶制度”的维护者和主张“复辟”的人。1973年10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在持续的学习过程中，许多人已经开始按照杨荣国等人的观点，将孔子说成是“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开历史倒车”的阴谋家。对此梁漱溟始终没有表态。 1973年12月24日，政协召开批林批孔的学习会。会议刚开始，有人就警告梁漱溟：“对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面有一个感情问题。”说与不说都无法过关的梁漱溟只好表态：“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好说。毛主席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发表，怕有碍当前的运动。”性格耿直的梁漱溟说：“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回头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掌握在我们手里，由我们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任，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贬低了他。这与孔子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7]
显然，梁先生并非是一定想成为运动的对立面，或许他明白成为对立面的滋味。因此他想以保持沉默的态度来应对，但当他听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会议中，顺便批判了梁先生，说“梁漱溟何许人也。”因此性格倔强的梁先生便决定将自己的态度说出来，1974年2月22至25日，梁先生用了两个半天约8小时的时间作了《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首先就明确提出对于批林批孔中许多观念的异议。其立足点有两条，首先是认为中国社会发展有其特殊性，不适合用五阶段论来简单地划分，这是梁文的重点所在，也是他为孔子辩护的基本依据。“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即如认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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