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时认为妨碍或缓和阶级斗争而进行批判的“中庸之道”，梁先生也进行了辩驳。“像所谓‘中庸之道’，一般均理解为折衷主义，不斗争而调和，即其一例。然而细审原书‘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话，见得中庸不是浮浅的事，不是折衷调和的意思。听说陈伯达曾用辩证观点或辩证法来解释中庸，完全是附会胡说。”[15]

二， 现代化语境中的“落后”、“保守”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展开，比较独立的学术研究才得以逐步恢复。对于孔子的研究和评价也开始逐步脱离完全政治化和妖魔化的境况。1978年10月21日至30日山东大学以“孔子和儒学的评价问题”为主题召开了《文科理论讨论会》，可以说是大陆上一连串儒学学术会议之始。参加者有庞朴、杨向奎、钟肇鹏、张恒寿、楼宇烈、孙思白和蔡尚思等人。这是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首次大型会议，不少与会者仍沿以往习惯，套用阶级斗争观念，大谈孔子的阶级立场，以及孔子和封建主义的关系等等；不过已经有许多学者认为“不应全盘否定孔子，对孔子必须一分为二。”[16]而1978年8月庞朴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一文，掀起了大陆上重评儒学的序幕。许多著作和文章陆续发表，其中代表性的文章还有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代表性的著作有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钟肇鹏的《孔子研究》。

然而在国家的重心逐渐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的同时，儒家虽然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的窘境，但是很快面临着新一轮的“现代与传统”的对立之中。长期的政治斗争使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要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当时的理论界一方面要为中国的落后寻找观念上的原因，同时也需要为现实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寻找合法性的依据，文化热便是在这样的需求下产生的，但是无论是哪种目标，在启蒙话语中，都将儒家做为罪魁祸首。首先中国社会的停滞不前被认为是受儒家“超稳定结构”的影响。其次，现实中的政治经济改革的阻力也被认为是来自于我们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因此儒家是与现代化相冲突的。

启蒙学者所持儒学与现代化冲突论，表述方式各不相同，但基本上是延续了五四时期对中国文化的激烈批判的态度，权威性刊物《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刊载张士楚所撰《近年来我国东西方文化比较研概述》一文对十大冲突论作了更具学术性的概括。即：“(1)建立网络型的要求同传统文化教育中大一统观念的冲突；(2)贯穿于网络型社会结构之中平等原则同中国传统文化中贵贱等级原则的冲突；(3)法治要求和人治传统的冲突；(4)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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