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如此仇视新事物，以种种努力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简直达到了发狂的地步。孔老二这个‘复礼’狂，正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25]

张岱年不同意将儒家的政治观念看做是保守的，他说：“多年以来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认为孔子在伦理学说、教育思想方面有所创新，在政治上却是保守的，属于守旧派，他一生不得志，是由于他的政治活动是违反历史发展趋势的。十年动乱时期，‘批孔’、‘批儒’，更指斥孔子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复古派、复辟狂。时至今日，这个问题须加以认真考察，分辨清楚。”[26]

当时人们认为孔子守旧和保守的理由是四条，（1）孔子反对三桓僭越，（2）要讨伐陈恒杀君，（3）反对鲁用田赋，（4）反对晋铸刑鼎。张先生认为这些理由是不成立的。“孔子反对这些，是否一定是顽固守旧呢？这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当时各国诸侯大夫都从事与僭越，这是大势所趋。但这类僭越行为对于人民有没有好处呢？事实上那只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从宁俭勿奢的观点来反对僭越，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田氏篡齐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春秋末年陈恒杀君，据《左传》的记载，仅仅属于权利之争，并无革命意义。孔子反对陈恒杀君，也难以断定其为反动的。孔子反对鲁用田赋的理由是反对增税，他的主张是：‘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这反对增税的言论，虽然不合乎经济发展的形势，但不能说是反动的。”[27]

很显然张岱年先生的反对与梁漱溟先生之不同意批林批孔时期的一些基本观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并不完全拘泥于“现代与传统”决然二分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之中，而是着力从中国历史自身的传统去解释儒家在历史中的作用。因此张先生对五四时期几种主要的否定中国文化的观点都进行了分析。他说：“我们应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承认当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如李大钊、陈独秀等的巨大贡献，但也应该认识当时一些言论的难以避免的局限。毛泽东说：‘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的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外；所谓好的就是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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