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也是十分注重书本学习的。“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如果不通过书本知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化如何去“从”呢？故孔子在叙述自己的心路历程时，“志于学”是放在首位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而且后面的各个阶段都是在“学”的过程不断深化的时候出现的人生境界。《论语》还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四教”之首就是“文”，就是文化典籍，典章制度，就是《诗》《书》《礼》《乐》的具体文本。只有有了“文”给人们带来的人生范本，“行”才有了可以依据的前提。而“忠”、“信”也都是从“文”与“行”中超拔出来的品德与精神。《论语》又载子夏言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程树德引《松阳讲义》曰：“辛复元谓此章‘不是说学贵实行，是说学问有益。世人只说人能敦伦便是学问，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不知学不分明，岂能敦得伦纪？且子夏以文学著名，岂肯为废学之语？’”[16] 这当然是正确的解释。程树德《论语集释》引黄式三《论语后案》曰：“盖学者所以学圣人之道，而圣人往矣，道在方策也。”[17] 如果不首先从“方策”中发掘圣人之道，则圣人之学就无从谈起。
孔子不仅完全不承认自己已经抵达“仁”与“圣”的境界，也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学生达到了这种境界，是一位十分谦逊的长者。但是，在《论语》中，孔子对自己勤奋好学的精神，却是毫不掩饰，自负之情溢于言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他与子路的一段对话，更清楚不过的揭示了孔子非常注重书本学习的思想：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先进》）
这段对话实际上将“不读书”与“佞”联系起来了。它的意思是，不读书，就不会有端正、诚意、敦笃之心，就会成为“佞者”。“佞”者，强词夺理，奸伪欺诈之谓也。
孔子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孔子在这里实际上是把“斆”划分成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知”，大约就是“困而学”者，勉力而为之者；第二者层次是“好”，大约是“学而知”者，是爱好所学知识的人；第三个层次是“乐”，大约只有颜回与孔子自己才能达到的那种“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述而》）的境界。于是，“斆”的本身就升华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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