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三：但张之洞反对宪政。

陈明：张之洞反对宪政？他可是主张设议会的。在当时，能认识到这一步是多大的进步！还能期待更多么？至于保皇，英国的自由主义者更典型。当然这样比也许不尽妥贴，但却提示我们要有一种历史眼光。中体西用只是个进路，是个大原则，不是具体的解决方案。他一下子都解决，可能吗？还要我们干什么？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事情呀！

（三）“新儒家”

达三：张之洞还不是“新儒家”。

陈明：“新儒家”有三代了，共同的进路是以西方知识的范型来论证儒家思想文本在知识上的正当性、合法性。暗含的预设就是：西方知识范型是普适的，儒家的东西是一种知识，儒家知识合法性的证实即是价值合法性的证实。实际上，这里面的逻辑预设和跳跃是需要检验和反思的。在人文领域，所有知识都是地方性的――这不是价值相对主义，你看看李卡尔特、柯林武德它们对文化科学和历史学的论述就知道了。用西方的东西来论证指导中国的东西，最终只能俯首于西方的东西，失去自我，就跟邯郸学步故事所描述和嘲弄的情形一样；至少有这样的危险。为什么？你预设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优越性，就必然觉得儒家文化处处捍格不入莫衷一是。西化派的中西文化观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中西文化之异是the difference of grade。这显然是一种西方中心的单线进化论历史观。在这样的理论框架里，儒学还找的到保守的支点吗？我不是反对移植外来文化，而是要提醒：历史是生命活动的过程，是竞争合作的舞台，没有谁是上帝的选民，也没有谁是规律的承担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之所以要移植，是为了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把我们自身的内在性彰显出来，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使我们活得更好！

达三：第一代的梁漱溟、第二代的徐复观好象不是预设西方文化的优越性的。徐本身还是对熊十力先先生进路进行反思的人，要“回归孔子之道”。 

陈明：新儒家没有谁预设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但他们多少不自觉地预设了西方知识范型的普遍性。徐、梁确实有点不一样。梁是反西方文化的，但越反对越陷入困境。因为好的不能反，拿来用就是了。徐更特殊，文化上保守，政治上自由，我最敬佩他。但他理论上受日本京都学派影响太深，对国家和社会划界太明确；这一点再加上对法家的憎恶，过于敏感国家对社会的侵入，不仅否定管仲，而且据此逻辑认定《周礼》是歆莽伪造。那怎么行？他的自由主义有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只能用于批判。实际上圣人为治从来都是刑礼相参，《礼记》里面看得很清楚。儒家的政治哲学，孟子一系，荀子一系，都可以在《礼记》里面找到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