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刘勰所列举的从殷、周到战国的说体文献，主要指说辞，包括行人辞令、策士游说之辞。这是刘勰对说体所作的界定，反映的是南朝时期的文体观念。实际上，说体是包含多种样式的文类，不局限于说辞。如果对《吕氏春秋》、《韩非子》编纂撰写时段的文体观念加以考察，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也属于说体。《韩非子·说林》所收录的全是历史故事，该书的《内储说》、《外储说》除各篇开头一段之外，其余也全是讲述历史故事。既然著述的篇题标以“说”字，又是以讲述历史故事作为文本的主体，由此可见，当时人是把历史故事视为说体，反映的是战国时期[注: 战国时期（前475年，一说前403年～前221年），或称战国时代，简称战国，是历史上秦统一中国前属于东周的一段历史时期。]的文体观念。《吕氏春秋》援老入法的篇目，往往采用讲述历史故事的方式，实际上参与了这种说体文章类型的生成和培育，在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关于这类说体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屈守元先生在《说苑校证·序言》中有如下论述：“名之为《说苑》，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韩非子》的《储说》和《说林》，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就还有《世说》。这些以‘说’为名的典籍、篇章，它们的特点，往往近于讲故事。……选编历代小说作品，把《说苑》也算进去，并无可非议。把《说苑》看成是带有一定古代小说集性质的书，这是符合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实际的。”(21)在屈先生看来，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早期以“说”为名的典籍、篇章，是近于讲故事的早期小说，可谓真知灼见。《吕氏春秋》援老入法的一些篇章，也是以讲述故事的方式阐释老子的命题，当然也是属于说体，是早期小说的胚胎和雏形。说体所讲述的是历史故事和传说，后来出现的严格意义上的早期小说，往往是选取历史题材，《吴越春秋》《燕丹子》《世说新语》都属于此类。
《吕氏春秋》援老入法的篇目、《韩非子·喻老》，都是在对《道德经》这部道家经典进行阐释过程中讲述历史故事和传说，经典解读成为这种说体文类生成的契机。类似情况在其他学派中也可以见到。《诗经》在汉代成为儒家经典，传世的《韩诗外传》是韩诗学派创始人讲授《诗经》的著作，屈守元先生对这部著作的文学价值有评论：“又有的是娓娓动人的故事，为《列士传》《高士传》一类书所取用的很多。卷十所载菑丘诉的故事，宋人讲评话小说所取资的《太平广记》，也加以采录，这就是古代的武侠小说。文章曲折波澜，实勘借鉴。此书每段故事，结束时总引‘诗曰’，这就为‘有诗为证’作收场的我国古典小说，树立了楷模。要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小说渊源，万万不能不提及此书。”(22)以上所言乃是不刊之论，《列士传》似应为《列女传》。《韩诗外传》多数篇目是以讲故事的方式解释《诗经》。就学理而论，这种做法固然往往误解或曲解作品，追求微言大义。但是，从文学创作[注: 在这插入文字 在这插入文字-wenxuechuangzuo]的角度进行观照，所讲的故事却是具有很强的文学性，篇末引诗的方式演变为古典小说重要的结构模式。《吕氏春秋》援老入法的诸多篇章所讲述的历史故事，同样具有审美鉴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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