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的编著成员和韩非所处的历史时段基本相同，《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的撰写年代也大体一致。韩非作为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喻老》篇用历史故事解说老子的命题。《吕氏春秋》有些出自法家学派的篇目，同样用这种方式解说老子的命题，二者遥相呼应。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概括而言，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为弥合学派之间的缝隙所采取的措施。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他的学说自成体系。援老入法，把道家的命题转换成法家治国理政的观念，虽然可以通过理论阐释的方式进行，如《韩非子·喻老》篇，但是，这种做法难度较大，中间会遇到许多障碍。《吕氏春秋·本生》篇出自道家学派，它对老子养生全性理念的继承，采用的是理论阐释的方法，用的是《道德经》文本的表达模式，因为是在同一思想体系中推衍，所以，顺理成章，很容易操作。相反，用理论阐释的方式援老入法，则存在学术风险，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与道家的思想体系相抵牾，出现无法解决的矛盾。用历史故事解说老子的命题，则是自由度很大，并且为读者的理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有多重选择。第二，为了沟通抽象命题与实际操作两个领域所运用的表达技巧。老子出示的一系列命题都是抽象的，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如前面提到《道德经》第四十五章的“清静为天下正”，第三十九章的“侯王得一为天下正”，第四十一章的“大器晚成，大音希声”，都是极其抽象的。要把这些高度概括的抽象命题，转换成法家治国理政的具体措施，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援引历史故事，用以往的事实或传说来加以说明。这些历史故事对老子命题的抽象性起到稀释作用，使它变成可付诸实际操作的具体方法。

    在《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编著撰写的时期，《道德经》一书已是道家经典。《吕氏春秋》出自法家的某些篇目和《韩非子·喻老》，实际是以讲述历史故事的方式阐释道家经典，这就为新的问题的生成提供了契机，它所催生的新文体就是所谓“说体”。对于说体文类，《文心雕龙·论说》篇作过较详细的论述，其文云：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咨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暨战国争雄，辨士云踊；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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