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美]周明之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
垂辫;缠脚;吸鸦片烟;叉麻雀,打扑克;磕头,打拱,请安;“夏历壬子年——戊午年”;“上已修禊”;迎神,赛会;研究“灵学”,研究“丹田”;做骈文,“古文”,江西派的诗;临什么“黄太史”“陆殿撰”的“馆阁体”字;做“卿卿我我”派,或“某生者”派的小说;崇拜“隐寓褒贬”的“脸谱”;想做什么“老谭”“梅郎”的“话匣子”;提倡男人纳妾,以符体制;提倡女人贞节,可以“猗欤盛矣”。
这是新文化健将钱玄同在民国七年记抒的一段杂感。辫子、鸦片、子曰诗云和纲常名教,成为辛亥以降人们对于遗老的固定印象,一种充满戏谑和厌恶的观感。鲁迅先生亦在同一年著文“敬告遗老”,径直开除了林纾等一干人等的民国“国籍”,讥笑林纾既以“清室举人”自居,便“不是敝国的人”,为什么还要来“维护中华民国的名教纲常”,因此“不要再干涉敝国的事情罢!”
从“遗民义士”到“亡清遗孽”,遗民叙事的陡然转折发生在辛亥以后。这一转折必须要放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大背景下,才能看清来龙去脉。周明之先生的新著《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为我们讲述的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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