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笃”、“不屈节”，这些自传统时代逶迤而来的遗民精神在由帝制到共和的巨变时代获得了一种延续。然而，如果仅仅将清遗民的执著归结为道德层面的、个人的，无疑大大消解了遗民实践的深层意义。清遗民的事迹、言论，形式上看关乎鼎革与政争（帝制败亡），而究其实质，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的激烈震荡有着莫大关系。文化精神和价值的衰落才是牵动这群人更为根本、痛切的关节所在。这里牵涉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在传统政治、社会秩序已然解体的情况下，如何延续道德传统？逊清遗老将用什么样的心迹和行动去弥合政治解体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巨大裂缝。这也是本书着重讨论的一个中心论题，用作者的话来讲，就是“忠”与“现代化”的关系。

想要讲清遗民在逊清以后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还需要从民初的时局和世势入手。帝制解体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空前混乱的时期。权威真空、经济衰弱、文化淆乱和风俗凌夷是民初时人的普遍感叹。易顺鼎《琴志楼诗集》直将民初中国形容为鬼蜮世界：“此世界是何世界，狗彘盗贼兼优倡。无廉耻又无君父，无是非又无天良。”许多遗老都认为，政治上尽管经历了改朝换代，其实尚不足惧，最令人忧心的却是“人心陷溺”（罗振玉）和“数千年纲常之大变”（刘矞祺）。山西乡绅刘大鹏在检讨民国教育时说，惟重科学，不惜廉耻，“故学生皆不知纲常、伦理为何物，此世所以日益纷乱，而人心风速败坏，已臻极点”。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所说的“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沈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说的也是这层意思。纷乱政争更加深了这群在在以中国文化为性命和本位的读书人的忧危之感。比清社既屋更加可怕的，是以纲纪为核心的传统道德的沦亡。身处于如此世道的清遗民，因之有了一层更加幽郁孤愤的末世之感。梁济的弃世，正是发生在这样一种悲凉的心境底下。

关于民国初年的混乱，不仅是遗老的夫子之叹。亲身参加了辛亥年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熊十力同样有此感慨。1916年的《某报序言》一文中，熊十力大发忧时之论：“民国以来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上下交征利，不夺不餍，是故上下之间，无是非可言……民国五年之间，各种制度，各种人物，无一不经试验，而无一可加然否。自三五以降，吾国之不道，而至于无是非，未有如今日。故乱极而不知反也。”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价值失序是熊氏的主要忧患所在。《读经示要》中熊十力再次强调，“国人痛鼎革以来，道德沦丧，官方败坏……士习偷靡，民生凋敝，天下无生人之气。”对于失去民族固有精神的忧虑，这是进步的科学救国论者无法企及的深度。南社诗人柳亚子虽从未以遗老自居，可是，面对淆乱的国是，仍然有“饮酒大醉，醉后忽及家国事，遂抚膺恸哭，襟袖俱湿”的凝重。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