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共和主义者关于重建中国的许诺，在许多方面看来化为泡影。民初的政治混乱和社会现实为遗老的坚守争取了更多的合理性。这已不仅关乎道德，而是在一个更大的历史时空范围内，中国人关于制度建设和秩序重构的思考。

对于寄身民国的前清遗民来说，黍离之悲已成过眼烟云，但必须避免的是连天理道义都消散的“亡天下”大败局。周明之先生的书中有一节内容讲到“新思想的先锋”，论及作为清遗民的梁济、王国维、郑孝胥和罗振玉，在晚清中国均是究心于将中国推向现代化的改革派人物。乍看，从“先锋”到“遗老”，似乎存在着根本矛盾。但事实上，这中间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东西在里面。不但是书中提及的这四位，遗老群中大部分都曾是清季的开明士人。陈三立早年即“慨然思维新变法以改革天下”，主张因时变通，以谋求富强之道。沈曾植曾在1901年与张之洞书中提出“奉行新政”的数项建议。林纾亦是热衷维新与立宪的改良派知识分子，认为“救时良策在变通”，极力赞同康梁变法，并以诗作呼吁改革。梁济也是晚清新政的支持者，热忱投身于办报、兴学等活动。可见，遗老不是腐儒，更不是“反动派”。相反，这群人曾站立于“趋新”之境。后来他们成为“腐朽”的表征，在开新与守旧之间如此戏剧化的分界，使得历史的变迁变得更加意味深长。

这也构成了我与本书作者的一点不同看法，周明之先生认为，清遗老要以周公、孔子的理想来挽救中国现代的危机，他们的立场显示了一种态度的单一性和排他性。在我看来，遗老的思想并不单一，也不排他。回到儒家的传统中，儒学中人从不排拒革新，“苟日新，日日新”的观念出自上古经典；援西入中的思想也是晚清以降绝大部分读书人已然取得的共识。可见，为“先锋”，是不要教西人亡了中国；做“遗老”，是防止浅薄的共和新人沦丧了名教。道统与纲常存在，则中国不会亡。凡有利于中国救亡图存的“药方”，儒学中人并不一味排斥。晚清中西之间的权势转移，即是明证。只是，民初政治实践的失败使他们中的许多人由失望进而转入他途。选择“遗老”身份，“忠义”观念固然是主要的，但寻求一种具有延续性的、稳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从“先锋”到“遗老”，这一巨大跨度的表象底下，其实是这群孔子遗民对于同一种理想的持守。“国体”变了，而如何做到“国性”不坠？这成为清遗民群体情感与实践的出发点。重建中国秩序的愿望，体现在形形色色的行动当中。也许王国维是个典型的例子。辛亥以前，王国维就是新学术、新教育的主将，他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关于西方哲学、逻辑、美学和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章，以之补救中国文化的缺失。清亡以后，目睹传统式微和由此造成的“巨劫奇变”，王国维开始致力于传统学术的重建，希望以这样的努力恢复中国文化的正统。由西学转入中学，这一转身所证明的，恰恰正是王国维以学术为传统、为“中国”张目的深心。在完成于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