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士人与“改朝换代”向来有着复杂的关系。商周之际，孤竹二子采薇果腹、卒以槁饿死的节义，历经纪念与传诵。宋元明清易代，读书人或隐、或死的激烈故事也一再被书写，成为照耀史策的觥觥大义。儒学中人讲读书立品，养胸中浩然正气、“忠”“义”观念，是先秦以降中国政治文化里一项延续了数千年的独特传统。《左传》里讲“忠为令德”、“忠，德之正也”，忠义思想成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不但儒生士子刻意遵循，就是草莽中人也是要讲究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遗民故事在几千年的历史叙事中维系了一个一以贯之的道德传统，而遗民、逸士用死和血所坚守的，也正是这个道统构筑的价值观念。由士习民心中的坚持、褒扬所带出来的，是一段对于儒家道统的坚执信念。因有所信，才有所“遗”、有所“守”。也就是说，从未随着王朝更迭而断绝的，是两千年儒学支撑和养育的“道”“义”精神。

然而，时间走到了十九世纪。一个真正意义上地覆天翻、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晚清中国在西人的一路威迫底下，节节退守。从“孔孟之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的倨傲，到“借西法以印证中法”的动摇，直至“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彻底败退，儒学的中国行将走到他的尽头。由西潮和西学引来的，是中国政教文化全面的、颠覆性的转折。孔孟之教从圣道转而被论述为无用和不经之学；且这一批判在晚清中国日甚一日的国家危机中被一再加强，直到演化为“五四”前后的激进西化论。读书人忧心于“亡国”之危，恐怕难以预见他们实际面临的，是一个更加严峻的“亡天下”危局。儒学既已成为非理、非法，那么士人要用性命去持守和贡献的，将是什么呢？退而无可守。相较于历代遗民怀抱闳阔而就义的从容，晚清中国的读书人面临的却是一个令人气短的困局。

当昔日的崇高被定义为卑微，坚守就意味着放弃，而站立的姿态也随之被定义为可笑的、荒谬的。这是清遗民的个人命途，也引出了中国历史至为艰辛又仓皇的一段历程。

本书便是以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为开篇。辛壬之际的鼎革事件过渡得波澜不惊，也许正是这平顺的“让政”，教这些选择作为遗民以终世之人更觉惶歉苍凉。陈三立的“陆沉几椠更何辞，剩有人间澈骨悲”，梁济的“死则成忠，不死则一钱不值”，郑叔问的“荒唐一梦，人间何世”，许宝蘅的“两都耆旧皆垂泪，羊祜书丹尽有碑”，沈曾植的“东风休矣！只笑也堪怜，开原多事，鹃血渍巾泪”，郑孝胥的“断简残编销热血，秋风斜日付黄昏”，如此等等。亡清以后的遗老著述，随处可见这样充满了孤怀遗恨、苍茫荒凉的词句。伤悼，即是因为有所持守。这是身处大变局之中的清遗民于历代遗民精神的一种延续。世人论“遗老遗少”，轻薄的往往是他们忠诚于那些陈腐落后的故去之物。可是，如果我们剥去了这层对于道德的政治化解读，那么道德本身终归是值得称道的。不管外缘如何，忠贞观念是遗民精神的内在核心，也是其中最令人动容之处。以梁济为例，他固然声称殉清而死，但“吾之忠清，非拘拘以清为本，而以自身幼年所学之教义为本位”。徐志摩在论及梁济自杀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巨川先生的烈迹昭示了一种永久的、民族的性灵，而由此体现的抗议的精神，是昏朦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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