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济在遗书《伏卵录》中曾谈到过使命感：“夫天既置我于一兴一亡之时代，是欲令我做兴亡时代之事也。”他们这群人，并不是什么先知先觉，所拥有的不过是一种使命感。由此想来，在一个丧乱频仍、世局艰危的年代里，这些读书人在履行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在为他们身处的社会树立着一种尊严。遗民身份的选择既是自我誓约，也牵动着世道人心。他们以自身实践穿透历史的这些努力，可能注定要失败。然而在中国步入“现代”的艰难时世中，独持异议的迂阔也许要比逢迎潮流的乐观更具凛然的力量。而他们的苦心和深心必将在时间中辗转流传，引人思虑也唤醒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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