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的名篇《殷周制度论》中，他以精湛的考据功夫向世人讲述了重建中国传统的愿望。王国维认为，周代的一切制度典礼，皆为“道德之器”；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中，国家“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非但如此，他进而相信，欧战后西方社会的前途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由《殷周制度论》和《论政学疏》等文本，我们可以看到王国维以论学所表达的庞大而宏伟的制度建设理想。历史叙事透露的正是现实的政治理念。在某种意义上，遗民著述所展演的上古和现代的线性时间观及其对中国政治的想象存在紧密的联结关系。在民初中国林林总总的“现代化”方案中，清遗民的学术实践别具一格。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题目，不是这篇小文能够说清楚的。联系到后来“新儒家”关于重建中国学术与文化传统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他们打破了现代主义者对历史阐释权的垄断。这些制度建设的构想以及维系其间的历史与道德依据，应当成为我们思考中国现代危机一份有效的思想资源。
在一个儒家道统遭遇严重压抑的年代里，这群懔懔有深忧之士却在用一己之身固执地为传统续命。在读史的后人看来，此间接踵而来的误解与讥讽更为这样的行动添了一层悲壮。以著述传达理想之外，清遗民还有着各色面目，他们有的奔走于宣统皇帝的小朝廷，梦想着泱泱皇权的再度降临；有的，隐身在租界做了寓公，诗酒笔墨维系着旧日的生活方式，以此传达对于传统凌夷的哀痛；有的钻进了故纸堆，修史、撰写墓志碑传和地方志，像一个传统时代的文人那样，期望于唤醒浇薄轻肆的世道人心。面貌虽各不相同，心声和心志则能够彼此呼应。从传统中寻找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制度建设、解决中国的现代危机，这也许是形式殊异的清遗民实践中隐而不彰的根基所在。
贺麟曾说，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危机。寻求失落的政治伦理、文化精神和道德价值，进而重建以使“中国”成为“中国”的秩序，构成了清遗民共通的理想世界。
这让我想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由“褒忠”而入“污名”，品评的变迁折射的其实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大幅度转身。可是进一步讲，民国以后及至今天人们关于清遗民的负面印象大都源于一种后视的“政治正确”意识；而他们所身处的时代，果真是那样的吗？报载，梁济辞世后的数年里，有人在其自尽的地方立碑、烧纸，他居住地的阖境居民自动发起在积水潭高庙前设位祭哭。前清理藩部郎中吴宝训甚而感念巨川先生的高行，亦于事后投湖继殉。不能不说，这表明了一种民心。还有一则逸闻，记1922年溥仪结婚，时任总统府侍从武官长的荫昌代表民国政府前往致贺，礼毕，荫昌竟跪了下来，向溥仪磕头。这位前清的陆军大臣跟皇上说：“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阅史于斯，不禁怃然。而丰子恺也记述说，民元以后，他的母亲和乡邻都希望皇帝再坐龙廷而科举再兴。“洪宪即位”时，他们甚至认为希望几乎达到了，虽然失败，但“希望总是不断”。这同样也是一种民心，共和与宪政之外的另一种声音。一般社会对“皇帝”的朴素怀念，与清遗民重建中国秩序的愿望构成了某种内在的同一性。那么，回归历史，去观看时代中间普通社会的情感和心态，对于遗民形象的重新审视、破除其单一形象建构，是富于启示意义的。这在清遗民史的研究中，也是一个需要重视和重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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