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版说到底是靠人做的，有了人，才有书，所以，像今天这么一个会，我讲应该也让更多的年轻编辑过来听听，听听学者们对出版工作的想法、要求。今后我建议各家出版社举办此类活动时与左邻右舍通通气，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编辑听到学界要求，了解学界动态。

单靠翻译，支持学术出版的路能走多久？

■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在研究中经常会有要用的资料找不到，比如民国时期南方学者的资料、不为读者了解的民国资料讲义等。举例说，由徐复观、金克木两位先生主办的《学原》是旧中国最好的学人杂志，今天回头看它仍然代表了民国学术最高成就，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经得起考验，此类期刊就可以考虑影印。上海书店出版社应该多考虑影印那些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又被历史尘封的史料。缺了这一块，我们目前所能勾勒出来的民国学术史肯定是不完整的。一个前辈曾经说过，一个学者的知名度跟他有无学生有很大关系。比如马一浮先生，一度少被人知，就是因为没什么学生。出版社就是要多想想怎么把学术史上的失踪者找出来。

    朱维铮先生说过，学术要单干，我深以为然。学术书不宜于多人会战。十几个人写一部书怎么能写好？这种情况的生发，原因在于“学术包工头”现象。在科层化日益加重的高校，评职称要用到的东西教师不能不做，这种情况下会写出来什么书可想而知。我反对会战，但出书还是要有计划有系统，一个好选题往往能带动一个出版社。选题好了大家不会管出版社是谁、怎么样，我就曾因为书的选题好购买过口碑不怎么样的出版社的书。一个不知名的出版社，出的好书多了大家也就记住了它的名字。订好计划不难，难在实施计划，尤其在大部分人都在忙着出差、出国、开会的情况下。

    年轻编辑最大的资本是识人，要擅长和作者打交道，培养和作者之间的默契；要与作者不断联系，建立长久关系；要多为作者着想，这样才能合作愉快。那种有事时有人，没事时没人，只认东西不认人的编辑做不长久。解放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不管是张元济那样的出版家还是普通编辑，很多人和学者都是朋友，也因此做起书来得心应手。今天的出版形势，守株待兔已经不够，需要和学界积极沟通。我就曾碰到过某周刊学理工科的记者来我这里听海德格尔课的情况，这种交流方法，年轻编辑可以参考。通过听课不单增长学识，也认识了更多研究者，明晰了学术版图。此外，年轻编辑不妨野心再大一点，做调查，有针对性地拾遗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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