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里，学术出版渐渐地转为以大学、研究院的项目经费补贴出版为主。现在看来，这个转变降低了学术出版的门槛，出了很多不合格的著作。退步的根源，不在出版社，而在主持基金发放的行政部门。行政部门没有能力组织学者写好书，正是现存的科研体制在制造泡沫。出版社可以搞一些“编委会”、“学术委员会”，加以审核，但在“补贴”面前，多半都没有用。有鉴于此，我常常放弃经费申请，搁置官方项目，为出版社“打工”。出版社根据编者、读者和作者的意向做综合判断，还多一点“学术性”。比如，某出版社愿意翻译一套《中国迷信研究》，这是国内外公认的重要文献资料。我们靠一点点稿费，做了大大的努力，书出版后，得到了学界和普通读者赞誉，总算觉得没有糟蹋纸张，浪费时间。

    上海书店按自己的理想和思路编辑学术著作，这在当前的出版界并不容易。学者和读者的兴趣在改变，出版社当然也应该做出调整。以自己的经历，我觉得最近二三十年里，学术界在中西文化交流、宗教学和上海文化的研究方面是有突破的。虽然泥沙俱下，这三个领域的出版也很芜杂，但列为“热点”，是可以拿来和其他“显学”比较的。上海书店在这些领域本来就很强，今后当然可以更加有所作为。

    总之，我主张少做“项目书”。按学术界近期的生产能力、工作态度和管理经验，不可能从“科研项目”中涌现多么好的作品。相反，像上海书店这样，按学术界的内在需求，多多从事文献整理，扶持一些公共写作，发现一批学者新人，倒是可以给未来的学术界积累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

出版社不仅要有学术判断的眼力，还要有抵御资助诱惑的定力

■洪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理想的学术出版”的基础是“理想的学术”。没有“理想的学术”，就不会有“理想的学术出版”。但是，好的学术出版业也会对学术研究有所助益。很久以来，学术界对出版界抱有极高期望。譬如，学术评价问题，学术界基本委托给出版界，包括学术图书也包括学术期刊的出版界。学者的学术水准、硕博士们的水平，评价的标准，一靠所出版的学术成果的数量，二靠所出版的学术期刊的级别。两者结合，大体就是学术评价的内容。因此，这种学术的量化管理，客观上对学术出版界提出很高要求，图书和期刊的编辑们，倘若没有很高的学术判断力，就会辜负学术界的期望。

    在目前项目制下，国家对高校科研资助力度不小，人文、社科相当多的成果，有项目经费的资助。对有经费来资助出版的科研成果，是否够得上水准出版，需要出版界来把关；而在学术界，是否有资格得到项目，项目完成得如何，又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成果出版。所以，出版社不仅要有学术判断的眼力，还要有抵御资助诱惑的定力。这就对出版界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是我虽身为学术中人，不得不求诸出版界而无法求诸学术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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