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少老牌的出版社出书也没有章法了，很多出版社都在大量做翻译。靠翻译支持学术出版的路能走多久？毕竟现在外语好的人越来越多了。回顾学术史，近日学者还在查阅的解放前出版物，多是原创书，很少是翻译书。我认为，和佛经一样，好的学术书隔二三十年也应该出一个新译本。当然，文学译著和学术译著的情况又不一样，前者的生命周期相对长一些。

    最后说一点个人体会。说句心里话，作者很在乎技术性工作。自己出过的书中，有一本出后不断收到读者来信，被指骗钱，说错字太多。那本书是发表过的文章结集，经过多次校对，出现大量错字恰是因为排版过程中出了问题，显然，编辑也没有用心校对。而我最近出的另一本书，编辑很细心，都到了三校环节，又找老编辑帮我挑出了一些问题，我特别感激。年轻编辑应该注意此类问题。

做出版的人不能不有一种“光荣感”，把学术出版作为使命

■周振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一个出版社要做到体量大、赚钱多并不容易，但如果要做到声誉好、口碑佳恐怕更难。不择手段可以换来金钱与地位，但不择手段绝对换不来称赞与荣誉。出版是一个文化事业，尽管现在都改制成了企业，但它生产的并不是只管赚钱的金融产品，而是提高人的思想品位的文化作品。因此对一个出版社来讲，如何提高自己的品位，做出自己的品牌是远比赚钱更重要的事。做得好的，就成为在历史上记录在案的文化机构，而不是一般的出版印书单位，譬如前五十年的商务印书馆，从陈云到茅盾都从那里经过。上海书店一直致力于近代文献的整理出版，这是一项重大出版工作，也是可以成就名山事业的工作。中国文献学很少讲近代文献，传统概念文献是按照经、史、子、集分成四部，但近代（其实从晚明起）以来，西方的声光化电、社会人文科学传入中国，原有的四部分类已经不适用，起初只是勉强加了一个新学部，但最终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二十世纪以后的新书都采用了新的分类法。但是形式上是古籍，实际上是新书却是许多近代文献的共同特点，这些书有相当数量是过去所谓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图书馆不收的三不书，但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时却是极重要的文献。上海书店近年在出版近代文献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发挥了好的作用。希望你们抓住近代文献整理这个传统板块，以后或许能推动“近代文献学”的产生，为中国文献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出版社数量已经相当大的今天，对单个的出版社而言恐怕要有一定的出版倾向，以今天的条件，像上海书店这样的小社变成解放前商务印书馆那样规模的学术出版机构已经不大可能。使命感、责任感这样的词今天可能被用滥了，不过我还是想说，做出版的人不能不有一种“光荣感”，把学术出版作为使命。出版人如果只想赚钱不想成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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