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的结尾，提到一个老问题，值得讨论。

　　徐旭生说，中国神话比较平淡，不如希腊神话幻想力强，非常神奇。这引出一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看法是，西方人说，“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他们把天、地或天、人分为两界，此岸是此岸，彼岸是彼岸，截然不同。他们是天人分裂，我们是天人合一。宋儒讲天人合一，新儒家也讲，这是儒学宗教化的说法。182页脚注所引葛兆光的看法就属这一类。还有一种看法，正好相反，比如我。我是把“绝地天通”当天人分裂。我认为，欧洲和我国都有两界划分，这不是区别所在。真正区别是什么？是他们比我们更强调宗教，我们比他们更强调世俗。他们讲两界，强调的是天人沟通。天人沟通就是天人合一。政教合一就是它的实际体现。我国不一样，正好相反，政教是分开的。天人合一，人神交流，是大众和僧侣的事，政府以外的事。政府，官僚士大夫的世界，完全是世俗世界。中国的国家，是以人为中心，只管人，不管天。天人合一只是局部，天人分裂才是整体。作者讲地理观念的转变，大趋势正是朝这种特点走。

　　（四）第八至十一章，是讲三代的领土意识。作者不讲夏，直接从商代讲起。

　　第八章讲商代，主要是利用甲骨文，讲商代的政治空间秩序。重点是两个概念，一是四方加中心，中心是大邑商，外面是四方（包括四土、四戈、四方）；二是内外服，内服是商人直接控制的王畿，外服是王畿以外借职贡朝服间接控制的地区。内服和外服再分，还有很多层，古人习惯以同心方，大方套小方，表示其层次。作者说，商人已知求地中，这点很重要。最近，清华楚简《保训》篇就提到“求地中”。商代疆域有多大，中国学者说很大，西方学者说很小（其最极端的看法，是把商看作小城邦，叫“安阳文化”），关键在于，我们该如何评价其内外服。其实，古人所谓疆域是个复杂概念。商代的核心区包括两个地区，一是今河南北部黄河故道以北的地区（古人叫河内），二是河北南部太行滏口陉以东的地区（秦代的邯郸郡），没问题。但外部有多大，要看它和周边地区的关系。这是个多少带有弹性的概念。

　　第九章讲“禹迹”。“禹迹”就是后人说的“华”、“夏”或“华夏”。此说托名于禹，古人认为与夏代有关，但作者放在西周讲，算是西周概念。理由见第十一章。作者说，西周的人文地理概念，如中国、禹迹、九州、五服、九服、五岳、四渎，包括区域、景观、符号等多重含义。三代异姓而王，全都认同“禹迹”，东周各国也无不如此，这是文化认同。东亚文明，骑马的和不骑马的，很多族源不同的族会融合，相同的族会分化，司马迁说，“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史记·秦本纪》等）。作者说，“华夷之限不是政治界限，更不是国界，也不是种族界限，而只是文化界限”，很对。我国传统，一直是这么讲。古人讲文化认同，强调诗书、礼乐、冠带，比较虚。其实，华夷之辨，生活方式更重要。我理解，华夏食于农，住在宜于农耕的地区，夷狄食于牧，住在宜于畜牧的地区，才有“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格局。华夏本身，“禹迹”作为区域概念，就是九州。作者讨论九州，用两类材料，一类是传世文献，《禹贡》、《吕氏春秋·有始览》、《周礼·职方》；一类是出土材料，上博楚简《容成氏》。这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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