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讲“体国经野”，这话出自《周礼》。这一章，主要是据《周礼》讲周代地域管理的总原则，如国野制度、提封制度等等。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也放在这里讲，其实是兼赅两周。《周礼》讲地理，是直接讲制度，不再讲故事。这是它和《禹贡》不同的地方。中国大一统，真正的大一统，当然是秦代的郡县制。但汉儒所谓“大一统”，本来却是指西周的封建制。“大一统”这个词，出自《公羊传》隐公元年。战国时期，诸子讲“大一统”，是有感于西周“大一统”的破坏，希望创造新秩序。我理解，这才是《周礼》的历史背景。它是个过渡，既是缅怀，也是期待。期待有人能再造“大一统”。后来有人造了。这人就是赫赫有名的秦始皇。谁也想不到，新的“大一统”，不但不是回到西周“大一统”，还是以消灭这个“大一统”为代价。

　　第十一章讲《禹贡》。作者强调，“《禹贡》被古人尊为地理之学的不祧之祖，是后世地理文本中反复引用的元典”，绝对重要。所以前面讲过，这里又专门讲。第一，从环境考古分析大禹治水的历史背景，提出“水退人进”的推测；第二，根据保利博物馆收藏的公盨重新讨论《禹贡》的成书年代，指出《禹贡》是从西周中期到春秋战国层累形成的文本；第三，指出《禹贡》为后来的秦汉一统提供了蓝图，它所倡导的空间秩序，如九州格局、五服等级、分区定位、中央之尊、向心结构等，都是后世地理学的基本原则；第四，指出《禹贡》虽短，却为后世地理学提供了阐发、考辨的广阔空间，历代讲治水、讲山川、讲区划，讲地图，无不奉《禹贡》为圭臬。（五）第十二章，是全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叫“王朝地理之学”。

　　这一章是讲秦以来的地理观念，秦帝国是以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编户齐民，第一次真正实现海内大一统的国家。作者说，从此“天下观”变成“王朝观”。他说的“天下观”是指秦以前的地理观念，“王朝观”是指秦以来的地理观念。他是拿《禹贡》当前者的标本，《汉书·地理志》当后者的标本，以《地理志》为上古地理思想史的终结。王朝地理学，特点是什么？作者强调四点：一是以郡县制为框架，强调政区史（包括土地史和人口史）；二是纳地理于历史，强调历史地理，而不是自然地理；三是以华夏为中心，不再讲四夷，要讲也是另外立传；四是重视水利，对水利的重视超过水文。我理解，这四点，第一点最重要，后世地理书，主要是这一种。地理书，后世算史书，这事比较晚。《汉书·艺文志》还没有史书类。史书是从有了四部分类法才有，四部分类法是从《晋中经簿》才出现。地理自成一类更晚。《隋书·经籍志》，史部分13类，地理是第11类。《隋志》是本梁阮孝绪《七录》。《七录》，史部叫“纪传录”，分12部，其第10部叫“土地部”，就是地理类的前身。研究艺术史，汉唐之间有很多空白，巫鸿有感于此，曾组织中外学者展开讨论。地理学，汉唐之间是关键期，钩沉索隐，同样有很多工作可做。当时，中国分裂，地理学反而大发展，是非常有趣的现象。最后，作者还强调了《地理志》的样板作用，说《水经注》也好，汗牛充栋的地方志也好，都是以它为榜样。研究地理，有四大经典，《禹贡》、《山经》、《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禹贡》、《山经》、《水经注》详于山川，《汉书·地理志》详于政区，是两大类型。《从混沌到秩序》讲思想，和两者都有关。作者讲“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重点是《禹贡》，不是《山经》。《汉书·地理志》只是个尾巴，已经出了上古的范围，《水经注》更不用说，也在讨论范围之外。作者读原典，利用了很多古文献材料，考古材料、古文字材料（甲骨、金文和简帛）和海外的地理学名著，也穿插于各个章节，材料很丰富，讨论很深入。

　　作者的叙述方式，是用“混沌－秩序”作核心概念和贯穿全书的主线，略分早晚，讲地理观念的演变，从天人不分到天人分到以人为中心。每个章节都是围绕这个主旋律，反复变奏。因此，同一文本，可能被反复切割，造成细碎感。思想的脉络很清晰，但每个章节，线头比较多，重复比较多，我想，每个章节，如果能进一步梳理，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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