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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西洋三书的域外史记载与世界性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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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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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12](前集)20。这些都是中国人与当地居民一起开拓、建设居留国的事迹。三书通过中国移民在域外安居乐业的事实，彰显了“四海为家”的世界观念。
第二，三书记载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并备受尊重的情形，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密切联系。比如，《星槎胜览》记淳泥国人“凡见唐人在其国，甚有爱敬。有醉者则扶归家宿，以礼待之若旧故”[12](后集)14。暹罗女子“遇我中国男子甚爱之，必置酒致待而敬之”[12](前集)11。西洋各国人民对中国人的友爱热情甚至在刑罚上都表现出偏爱，如费信说真腊国刑罚规定“蕃人杀唐人偿其命，唐人杀蕃人则罚其金，无金卖身赎罪”[12](后集)1。三书还记载了西洋人民对中国文化“知所尊崇，慕尚声教”[14] 的热爱。如记暹罗国有道士“颂经持斋，服色略似中国之制”[12](前集)11。琉球国人“能习中国书，好古画、铜器，作诗效唐体”[12](后集)8。对于传播中国文化的郑和船队，西洋各国的王酋或居民更是待以隆重的欢迎和礼遇。比如费信说郑和船队到达占城时，“其酋长与部领皆乘马出郊迎接诏赏，匍匐感沐天恩，奉贡方物”[12](前集)2。记船队到达榜葛刺，即现在的孟加拉国时，其王“遣部领赍衣服等物，人马千数迎接”[12](前集)39。船队开读明廷诏书时，其王“恭礼拜迎诏”，随后“铺绒毯于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官兵，礼之甚厚”[12](前集)40。在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国，马欢记其王闻宝船抵达，“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行礼甚恭谨感伏”[11]55。以上材料虽然是片断、零散的，但却从一个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在域外的影响，说明了中外文化密切交流、共同发展的有机联系。
第三，三书用很大的篇幅展示了中外贸易的繁荣，说明了中国与西洋各国经济发展的互补性。郑和船队“沟通四夷”，建立和平友好国际邦交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西洋各国进行商品贸易。从三书的记载可以看出，船队分赴亚非进行贸易，是把马来半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作为三个主要贸易区的。在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上，满剌加、古里、忽鲁谟斯是针对三个贸易区的三个商贸据点。按三书记载，马来半岛上的满刺加是宝船船队的头一个商品中转站，马欢说中国宝船一到，就在这里“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囤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蕃货，装载船内”，等待南风正顺开洋回国。[11]25 印度半岛上的古里，是宝船船队的第二个中转站和商品集散地。因此处港口与西洋各国南联北接，东西通达，故马欢称之为“西洋大国”[11]42，费信称“其亦西洋诸蕃之码头也”[12](前集)34。而位于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则可经营阿拉伯半岛的商贸，又处于亚欧非三洲海上重要孔道，“其国边海倚山，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地赶集买卖”[11]63。所以郑和船队将此定为商贸的第三个据点。
三书记载郑和船队与西洋各国的商贸活动是形式多样的。按马欢所述，有的地方是委托当地头目或称为“哲地”的财主进行买卖，如古里国、柯枝国。有的是直接与当地居民进行物物交换或钱物交易，如在祖法儿，“其王差头目通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苏合油、木别子这类，来换易纻丝、磁器等物”；在阿丹国，是“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11]54—55。这些互利互惠、平等直接的交易，加深了中国人民与西洋各国人民的友谊。除民间贸易外，更多的是通过郑和船队的出使，建立起庞大的朝贡贸易体系，从此西洋各国利用朝贡贸易体系与明朝保持通畅的商贸往来。马欢《瀛涯胜览》中所记20国，无不前来中国朝贡方物。三书之中所记各国“进贡朝廷”、“进奉中国”、“赴阙进贡”、“献斋于朝廷”之例，俯拾皆是。而朝廷在接受贡品后，往往本着“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15] 的方针，“赐赍有加”，给对方以优厚的回赐。
明初中国，社会经济和生产技术居世界前列，中国先进的手工业产品和生产工具为西洋诸国所欢迎和使用。郑和船队不仅传播了中华礼乐文化等精神文明，也传播了先进的物质文明。按三书的记载，宝船经常运往西洋的“货用”有青白花瓷、铜铁农具、金银、烧珠、印花布、色绢、丝绸、锦缎、水银、雨伞、麝香、樟脑、草席、铜钱、铁鼎等40多种，而其中“中国麝香、纻丝、色绢、青磁盘碗、铜钱、樟脑”，则为各国“甚喜”之货物。[11]37 当然，三书也记录了郑和船队从西洋采购的各种奇珍异宝和大量的土特产品。中外商贸繁荣的景象，反映了中国与西洋各国经济上的互惠互利，同时也说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郑和船队的远航，是一次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下西洋三书以其翔实的内容，一方面从研究域外的角度，使人们既了解五彩缤纷的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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