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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西洋三书的域外史记载与世界性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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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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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三书还记述了各国的货币流通，如《西洋番国志》记爪哇、旧港用中国铜钱，暹罗以海贝为钱，苏门答剌的七成淡金铸钱称“底哪儿”，古里国的六成金铸钱称“吧南”，祖法儿的金币称“倘加”，阿丹国的金币称“甫噜黎”、铜币称“甫噜斯”，榜葛剌国的银币亦称“倘加”，忽鲁谟斯国的银币亦称“底哪儿”[10]10,12,14,20,29,35,36,38,42。
四、西洋三书的世界性意识
郑和船队的世界性意识不仅表现在他们有较为宽阔的世界概念，即对西洋各国的地理、历史和社会现状有尽可能的了解，而且还表现在他们认识到中外历史文化发展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并通过下西洋三书的记述反映出中外交流的历史成就和重要意义。
三书的这种世界性意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析。
首先，三书记述了中外交通的历史，和中国人移居海外与当地居民友好相处的史实。我国东南、南方沿海居民早有漂洋过海，移居南洋和开发南洋的历史。下西洋三书记载了中国人在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成批聚居，建立新村；或杂居于当地，与“原住民”通婚生活，世代繁衍的历史与现实。如在爪哇“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11]8；其中杜板一地有中国人所创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11]9；苏鲁马益一地也有中国人居住。旧港国“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11]16。暹罗国也有中国人移居的痕迹，“国语颇似广东乡谈音韵”[11]21。另外，满刺加国也有中国人的后裔，其国人“皮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也”[12](前集)20。这些都是中国人与当地居民一起开拓、建设居留国的事迹。三书通过中国移民在域外安居乐业的事实，彰显了“四海为家”的世界观念。
第二，三书记载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并备受尊重的情形，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密切联系。比如，《星槎胜览》记淳泥国人“凡见唐人在其国，甚有爱敬。有醉者则扶归家宿，以礼待之若旧故”[12](后集)14。暹罗女子“遇我中国男子甚爱之，必置酒致待而敬之”[12](前集)11。西洋各国人民对中国人的友爱热情甚至在刑罚上都表现出偏爱，如费信说真腊国刑罚规定“蕃人杀唐人偿其命，唐人杀蕃人则罚其金，无金卖身赎罪”[12](后集)1。三书还记载了西洋人民对中国文化“知所尊崇，慕尚声教”[14] 的热爱。如记暹罗国有道士“颂经持斋，服色略似中国之制”[12](前集)11。琉球国人“能习中国书，好古画、铜器，作诗效唐体”[12](后集)8。对于传播中国文化的郑和船队，西洋各国的王酋或居民更是待以隆重的欢迎和礼遇。比如费信说郑和船队到达占城时，“其酋长与部领皆乘马出郊迎接诏赏，匍匐感沐天恩，奉贡方物”[12](前集)2。记船队到达榜葛刺，即现在的孟加拉国时，其王“遣部领赍衣服等物，人马千数迎接”[12](前集)39。船队开读明廷诏书时，其王“恭礼拜迎诏”，随后“铺绒毯于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官兵，礼之甚厚”[12](前集)40。在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国，马欢记其王闻宝船抵达，“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行礼甚恭谨感伏”[11]55。以上材料虽然是片断、零散的，但却从一个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在域外的影响，说明了中外文化密切交流、共同发展的有机联系。
第三，三书用很大的篇幅展示了中外贸易的繁荣，说明了中国与西洋各国经济发展的互补性。郑和船队“沟通四夷”，建立和平友好国际邦交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西洋各国进行商品贸易。从三书的记载可以看出，船队分赴亚非进行贸易，是把马来半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作为三个主要贸易区的。在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上，满剌加、古里、忽鲁谟斯是针对三个贸易区的三个商贸据点。按三书记载，马来半岛上的满刺加是宝船船队的头一个商品中转站，马欢说中国宝船一到，就在这里“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囤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蕃货，装载船内”，等待南风正顺开洋回国。[11]25 印度半岛上的古里，是宝船船队的第二个中转站和商品集散地。因此处港口与西洋各国南联北接，东西通达，故马欢称之为“西洋大国”[11]42，费信称“其亦西洋诸蕃之码头也”[12](前集)34。而位于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则可经营阿拉伯半岛的商贸，又处于亚欧非三洲海上重要孔道，“其国边海倚山，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地赶集买卖”[11]63。所以郑和船队将此定为商贸的第三个据点。
三书记载郑和船队与西洋各国的商贸活动是形式多样的。按马欢所述，有的地方是委托当地头目或称为“哲地”的财主进行买卖，如古里国、柯枝国。有的是直接与当地居民进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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