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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评法批儒”与王船山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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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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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在王船山研究小有成就的学者如肖楚父、周一良、冯憬远、杨荣国等，在这场评法反儒的闹剧中也写出一些王船山研究文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肖蓬夫《农民革命风雷对王夫之思想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1975.1～2)，该文的论点就是：王船山是一个从农民革命风雷中由儒家转向法家的代表人物。周一良的《王船山是怎么评价秦始皇的》(北京日报1974.3)，把王夫之说成是与秦始皇一样的反儒斗士，冯憬远的《王夫之对儒家复辟倒退史观的批判》(郑州大学学报报·哲社·1975.4)，更是将王夫之拔高到法家集大成者。孰知这些“知名人士”的大手笔，如此毫无党性原则，学术屈从于政治，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杨荣国先生在这场尊法反儒斗争的戏剧性表演。本来杨先生在解放前就致力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出版过《中国思想简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对于王船山，他也有过许多独到研究结果。他六十年代写的《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发展一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及对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斗争》文章，对当时的船山研究影响很大。但是在“四人帮”发起的“评法反儒”的运动中，他却迷失了方向，上了贼船，充当了爪牙，一失足成千古恨。杨先生于1973年7月主编了《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时杨先生坚持了哲学的党性原则。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战看成是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他认为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哲学上唯物主义路线与唯心主义斗争，也具有自己发展的特点，在各个历史时期，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斗争，儒法斗争只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表现得较为突出。而且事实上这种斗争很快就被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所融化。杨先生曾说过汉以后没有儒法斗争的话。这些观点都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但是就在杨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出版后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位先生就匆匆将该大作进行大修改，以《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出版。修订本将中国几千年来哲学发展史写成了儒法斗争史，将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简单地分成儒家、法家两大阵营，王船山为明、清时的法家代表人物。在《简明中国哲学史》中评价王船山说：“王夫之一生的经历，基本上是敌视农民群众的。”而后不到一年的《修改本》为突出“法家爱人民”的主题，没有了这句话，反而说“他(王船山)同情农民疾苦，主张‘宽以养民’，主张‘均平’”。读来真让人扼腕叹息，啼笑皆非。
二、船山学术传播形式创新与影响面扩大
在那个荒唐的时代，学术被嘲弄，不足为怪。奇怪的是某种学术越被嘲弄，越具影响力。如王船山学术就是这样。虽然王船山这个名字在这场评法反儒斗争被作为武器滥用，但是从当时出版界在学术著作出版一片空白的条件下，出版的一些作为供批判用的法家著作选之类的船山著作来看，这些著作的编辑者诸如王夫之著作选注小组、理论小组等，为了使工、农、兵、学、商们都能读懂，有的重写前言，对其中的一些背景、典故、词语都做了较为详细的注解；有些还进行全文白话翻译。客观上对扩大船山研究在影响，促进船山学术广泛传播起到积极影响。这一特点，可以说是十年动乱中船山学术活动不幸中之幸事。
这时期整理船山著作，主要是中华书局在进行。首先，他们继以前采用全新标点和版式，出版了许多船山著作。1975年又出版了《读四书大全论》、《读通鉴论》、《张子正蒙注》三种。三者都是采用清同治年曾氏金陵节署本为底本，进行校勘。其中《读四书大全论》作有校记二十一条。《读通鉴论》参照了衡阳刘氏和邵阳曾氏藏的王嘉怡两种抄本，作了校勘补记。并将金陵节署本比抄本少了的五篇文章，补印在书中适当处，另附注加以说明。同时，还将清人刘毓崧的校勘记对史实的一些订正，附在有关各论后，由中华书局编辑部撰写《前言》。《张子正蒙注》由古籍出版1956出版过。此三种船山著作，中华书局首次采用简化字出版，为工、农、兵阅读提供了极大方便。其次，重印以前出版过的船山著作。1976年出版《尚书引义》、《周易外传》均在1962年出版过，这次重新排印，对一些错误进行改正，并重新加了新写的《前言》，全用简体字直排的版式，使其更臻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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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这个时期出版的这些船山著作，在编辑、校勘、标点、版式等方式和程序原则与60年代的基本是一致的。所不同有两点：一是这批书都有一个带浓厚时代特色的政治宣言的前言。这些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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