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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评法批儒”与王船山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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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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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关键问题，刚刚解除禁锢的学术界，开始拔乱反正。从学术上探讨有关船山思想与儒法斗争的真实情况，澄清被评法批儒活动糟蹋了的王夫之的思想的事实。恢复王船山真实面目，成为了七十年中、后期船山研究的主要内容。
1977年湖南人民出版了由湖南省王夫之哲学著作注释组选注了《王夫之哲学著作选注》。这个选本是以选注组集体选编船山著作这种独特形式的最后一个选本。这个选本的前言已经没有如法家人物、儒法斗争等词汇。在给王船山的总评的《前言》说：“总之，王夫之是一个进步性与局限性都比较明显的两重性历史人物，但他的进步思想占主导地位是无庸置疑的；他在唯物主义方面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在清算反动宋明道学的斗争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不但没有可能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而且始终没有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这个与七十年代中期叫喊着法家代表，进步人物王夫之几年之久截然相反的结论，给读者透露着一个重要信息：恢复王船山学术的本来面目，清除四人帮加在王船山名字上不实之词的行动，事实上已经开始了。
著名学者侯外庐在60年代，针对当时有人武断王船山是中国封建思想的代表，愤愤地说：“有人为王夫之戴上封建思想帽子，这种做法是很粗暴”。而面对“评法批儒”公然颠倒黑白地污蔑和践踏船山思想的行径，一些良知尚存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骨梗在喉，有话要说。
在六十年代与侯外庐先生合著论《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并单独发表论文《论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在人民日报上的著名学者张岂之，1977年连发论文《王夫之是法家吗?——中国思想史考察的一个侧面》(西北大学学报)、《一个反法的“法家”——王夫之》(历史研究77.3)、《王夫之对(道德经)的批判的改造——中国哲学史党性原则的探讨》、《评王夫之的历史观：中国思想探讨之一》四篇。对“王夫之是法家”这一虚假命题，从政治、哲学、历史观等层面进行彻底探讨。全面揭露四人帮的写作班子主观唯心主义的真实本质。
1977年6月光明日报刊载了评论员文章《王夫之是法家吗?》，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
“评法批儒”中写过《王夫之对儒家复辟倒退历史观的批判》的冯憬远先生，1977年发表了《王夫之对颠倒主、客观关系的唯心主义谬论的批判》，这篇文章不象前面所提的他的那篇文章那样，一开始就给王夫之带上一个法家帽子，而是客观地评价了王夫之在哲学领域始终坚持认识论上唯物主义原则，客观决定主观。批判唯心主义的认识根源，主观决定客观。表明在哲学领域里贯穿始终的只有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斗争，根本不存在所谓儒法斗争贯穿论。
1978，赖永海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论王船山哲学思想与政治态度的矛盾统一》，评价王船山政治思想时，文章说“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尤为值得探讨，是他反对宋明的酷政，反对严刑峻法。人们清楚记得，在‘四人帮’大搞批儒评法的时候，王船山曾被戴上‘法家’的帽子。对于这项桂冠，王船山如果地下有灵看来也未必领受。道理很简单，王船山的思想和生活实践，对‘法治’很有保留意见的”。1979年，曾经违心地王夫之完为法家代表的肖筵父，又发表论文《略论王夫之的矛盾观中的“分一为二“与”分二为一”》，继续为探讨船山哲学思想贡献力量。
总之。这个时期国内外各主要媒体刊载了大量与儒法斗争有关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不是专门批判“四人帮”尊法反儒，对王船山的歪曲和污蔑，但其中大都把王船山是法家这一命题作为典型事例加以引用，实际上也是从不同角度洗刷了王船山因尊法反儒而蒙受的冤屈和侮辱。
四，“评法批儒”中的船山研究简评
综观七十年代前中期，学术界噤若寒蝉，王船山却名声鹊起，稍有经验的人们都会觉得不正常，因此，事后许多船山研究者对这段历史采取回避态度，甚至不屑于谈及。如湖南师大的陶懋炳等四教授在1982年发表在湖南师范学院报上的《船山研究综述》，谈及六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船山研究时称：“然而，“左”的高潮开始出现，十年内乱接踵而来，船山学术研究陷于中断”。仅仅二十八个字。显然，他们认为评法批儒时出现的有关王船山的文章与活动不属于船山研究范畴。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因为其性质如何，或我们对其的评价如何而改变。当年出现的那些文章，专著还会流传下去，以证明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其次，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问题，尽管历史在特定阶段人了歧途，出现倒退，毕竟还能给人们提供经验教训和借鉴，承认其存在比否定有益无害。更重要的是：这段历史在客观上确实扩大了王船山思想的传播与影响。同时也在一些以前忽视的研究领域，比方说法家对王夫之的影响等，给研究者以提醒。所以我们今天讲船山学史，应正视这段历史，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和记载，否则我们就会犯历史唯心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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