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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与唐人小说用诗流程之互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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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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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诗人之诗的作者当是于史有征的诗人，如李白、杜甫，而小说之诗从根本上讲，虽出自小说作者之手，但名篇的作者，其身份多非诗人。因此，我们拟以唐诗发展线索为基本参照、以高木秉“四期说”的分期为坐标，分析唐诗与唐人小说之诗的相互关系。
一、 初唐：诗坛的因中有革与
低迷状态的小说用诗
初唐诗歌大致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是由十八学士、上官仪——文章四友——沈、宋这一占据文坛盟主地位的诗人连接而成。他们的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对南朝多所承继，于声律、辞章等艺术形式有所突破。另一条线索由王绩——四杰——陈子昂构成。他们虽然未能居于文坛首领地位，但却能够以创作的别开生面或理论的别具一格，成为当时文风改革的生力军。［1］如以诗歌创作特征而论，上官仪与沈、宋注重外在形式的华美合度，题材内容较狭窄贫弱；四杰与陈子昂将诗歌由宫廷引到了边塞、山川、社会生活，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追求刚健有力的诗风。此外还有王绩、王梵志等人，则是以质朴之语抒情表意，以大量的通俗诗在初唐独树一帜。
初唐大体属于唐人小说发展初期（618-779）前段。这一阶段现存小说很少，只有王度《古镜记》、佚名《补江总白猿传》、唐临《冥报记》、郎余令《冥报拾遗》、胡慧超《十二真君传》等作。在这些作品中，用诗者仅有二则。一为王度《古镜记》中被宝镜照出真形为老狸的婢女鹦鹉临死前醉舞所歌：“宝镜宝镜，哀哉吾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2］卷230一为释道宣《唐京师普光寺释明解传》中明解和尚所作二首诗。第一首是明解由僧还俗应制科得第后所作的述志诗，抒发“幸得金门诏，行背玉毫晖”的喜悦之情。第二首是明解因背弃佛法，“不遵内教”而被拘阴府受苦，托梦生前相知表达的悔过、劝人、言别之辞：“握手不能别，抚膺还自伤。痛矣时阴短，悲哉泉路长。松林惊野吹，荒隧落寒霜。离言何以赠，留心内典章。”［3］
本期是传奇小说形成的时期，上述存诗的两篇小说属于传奇体小说。篇中诗歌所发挥的作用均为抒情表意，诗与篇内相关内容的联结自然和谐，十分贴切。如果将其作为独立的诗作考察，《古镜记》中诗歌具有多种价值：一则可见《诗经》基本体式（四言）之遗型，可知唐世四言诗之状况。二则可见唐初对韵律的重视。诗的前四句，一、三、四句押韵；后四句中二、四句押韵。虽非通押，亦可感到作者对韵脚的关注。三则可见通俗诗风的影响。一般四言诗，用语多古奥，再加上音节方面的限制，易造成理解与诵读的困难。此诗用语浅白，流利上口，与唐初通俗诗的风行是有关系的。至于《明解传》中的两首诗，属于合乎规范的律体诗(尤其是上引第二首)。律诗的定型通常认为是在沈、宋之时，但五言律诗的定型早于七言律诗。这两首诗也可以作为律诗成于初唐的例证。此外，上引3首诗所表达的都是作者（老狸、明解）自己的真情实感，可视为对当时流行的辞华情少的宫廷御用应制唱和之作的突破。这与“四杰”所倡导的扩大诗歌题材内容的指向也是吻合的。
二、 盛唐：诗歌的黄金时代与
俗诗短章进入小说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黄金时代，诗人们“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4］。所作诗歌“无美不臻”——“雄浑沉郁，诗之力也；清新娟秀，诗之趣也；飞腾摇曳，诗之态也。上可以狎括曩贤，下可以仪型百代”［5］《唐诗援》序。盛唐诗歌的基本特征是：热烈执著地追求个性解放，大胆深刻地批判现实，积极昂扬地开拓进取。诗歌中充满着健康、乐观、奋进的情调。盛唐诗坛最杰出的代表是李白，在他的身上集中反映了盛唐的时代精神。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所体现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特征，与李白的精神最为接近，他们共同代表了“盛唐气象”、“盛唐精神”的主导方面。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生活舒适丰足的产物，他们的诗歌从侧面反映了盛唐的时代风貌。杜甫是社会责任感最强的诗人，他对“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现实的深刻体会，是其他诗人无法比拟的。他以盛唐人特有的眼光去观察和反映战乱前夕及以后的现实，既对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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