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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与唐人小说用诗流程之互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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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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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传鬼神、明因果”为意，转向“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劝惩”，“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了。［11］
诗人文士的积极参与及“文采”的讲求，使得本期小说与诗歌的关系尤为密切。其主要表现：一是运用诗歌的小说增多。单篇小说如李朝威《洞庭灵姻传》、许尧佐《柳氏传》、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元稹《莺莺传》，小说集如戴孚《广异记》、张荐《灵怪集》、陆长源《辨疑志》等，均录有数量不等的诗歌。二是诗情抒发与诗境构筑。“中唐传奇绮丽幽艳的诗情，常常令人感受到《九歌》的余韵，尤其是《湘君》、《湘夫人》那种借神之交往写深长恋情的华美而缥缈、清新而悲恻的情调。其中颇有几篇爱情传奇就发生在湘水和洞庭诸地，从而加深了这种诗情的因缘。……唐人传奇的一些篇什，正是从这里获得诗的灵感的。”［12］其中，以沈亚之的小说最为典型，《湘中怨解》、《感梦记》等，直可称为“诗化小说”。三是诗歌与小说的相互配合。即以同一内容为题材，用传奇小说和诗歌两种体式加以描写，二者相辅相成。如陈鸿《长恨歌传》与白居易《长恨歌》、元稹《莺莺传》与李绅《莺莺诗》。四是记录诗人诗事。此类记录，传奇小说中是有的（如白行简《三梦记》，记述白居易与元稹相互赋诗以寄思情之事），但更多的则载于杂事小说。刘饣束《隋唐嘉话》录入“薛道衡聘陈作《人日》诗”（卷上）等十余则。李肇《国史补》不但记录了李白、王维、韦应物等诗人之事，而且对唐世诗文大况有所概括描述，将盛、中唐时期的著名诗文家列入多半(卷下《叙著名诸公》条)。刘肃《大唐新语》模仿《世说新语》体例，共分三十门，其中“文章第十八”所录皆为诗事、“谐谑第二十八”亦多为诗事。
上述所列本期小说与诗歌关系密切的四种表现，都与当时的唐诗大势紧密相关。诗歌进入小说的比例增加，是诗人关注小说、创作小说的直接结果；小说中“诗境”的构筑，可视为以诗“化”小说的有益尝试；诗与小说的相配，从某种意义上讲，表明小说中的诗歌与同期诗坛之诗的合一。如白居易《长恨歌》，既是作者感伤诗的代表作又是唐诗之名作，又曾被附于陈鸿《长恨歌传》之后，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而小说对诗人诗事的记录，可视为人们对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意在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借鉴。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本期的小说之诗与诗坛的关系都是密切的，双方的体制、风格也是接近的。
四、 晚唐：诗运的逐步衰退
与小说用诗的繁富
对于晚唐诗歌，前人论及者不少。如“唐诗自咸通而下，不足观矣。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气丧而语偷，声烦而调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骂。大抵王化习俗，上下俱丧，而心声随之，不独士子之罪也，其来有源矣。司空图辈，伤时思古，退己避祸，清音泠然，如世外人，所谓变而不失正者也。余故尽取晚唐之作，庶知律诗末伎，初若虚文，可以知治之盛衰”［13］卷66《赵牧》。要而言之，晚唐诗的情感主调哀怨伤感，基本风格华艳纤巧，境界格局较为狭小，诗歌体式以律诗为主，成就较大者是咏史、爱情诗，代表诗人前有杜牧、李商隐，后有皮日休、杜荀鹤等。从唐诗发展史的角度而论，本期属于唐诗的衰落期。唐亡后，诗坛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五代十国诗家最著者，多有唐遗士。韦正己（庄）体近雅正；惜出之太易，义乏闳深。杜彦之（荀鹤）俚浅，以衰调写衰代，事情亦自真切。黄文江（滔）力孱韵清，娓娓如与人对语。罗昭谏（隐）酣情饱墨，出之几不可了，未少佳篇，奈为浮渲所掩，然论笔材，自在伪国诸吟流上”。［14］“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诗句为例，议论锋出，甚有‘师子跳掷’、‘毒龙顾尾’等，览之每使人拊掌不已”。［15］五代数十年间，成就最高者不过韦庄、罗隐等人，可见此时的“山中”确实已“无老虎”。至于“妄立格法”、“取人诗句”、空发“议论”之类作为，更是表明诗歌创作已入歧途或说到了尽头。
唐代诗歌在晚唐之初就已显衰败之像，此后直至五代末的百余年间几无起色。而同时期的唐代小说则表现出与之不同的景象。本期大体包括唐代小说创作的中期（828—879）和晚期（880—965）。中期是传奇、志怪集兴盛期，从牛僧孺《玄怪录》、张读《宣室记》、段成式《酉阳杂俎》，到裴钅刑《传奇》，唐世著名的志怪、传奇集多产生于此时。晚期的情况与唐诗晚期情形相近，属于小说创作的低落期。其间作品少且水平大幅度下降（五代之时更甚），优秀传奇小说难以寻觅，大量充斥着神仙道教、报应命定之类内容，稍可提及者是多录文人之事的杂事小说以及讲说佛经和民间故事的通俗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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