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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与唐人小说用诗流程之互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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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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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中唐时期。国家形势的巨大变化，必然反映到诗坛上。如果说，盛唐时期是诗人们奋发向上的时代，那么，中唐便是一个思考探索的时代。诗人们一方面关心着唐王朝的前途命运，要求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减轻赋税、改善人民生活成为他们的共同愿望，这也是本期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积极探索自己的艺术出路，因为盛唐诗歌所表现的内容、所反映的现实、所体现的精神，与此时大大不同了。盛唐诗人们所创制、所运用的诸多表现技巧、艺术手法，也难以一一照搬。而且，他们也不甘于一味模仿前人，于是便纷纷探索自己的诗歌创作之路。这样，就使中唐诗坛涌现出众多的风格、众多的流派，使得唐诗创作“衰而复兴”。中唐的诗歌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766—784）诗坛的主要代表是“大历十才子”，其诗歌创作的特征是：在体式上，较重视近体（特别是五言），最优者为五律；在审美趣味上，崇尚阴柔之美、悠远韵致、幽隽情调、清雅意趣；在创作方法上，信守现实主义，擅长白描、写情细腻深刻、摹景生动逼真，言情体物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在主题取向上，偏重表现感受，多着眼伦常情感、琐屑之事，酬赠别离之作增多，迷惘心态、衰老感受、渴望友情、向往隐逸，成为吟咏的主要指向；在作品构成上，多用移情手法表现主观感受，物我同一、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意象多为具体、静态者，意象结构以平列式为主；在语言上炼饰雕琢而少用事典，具有清新流利之美。［9］后期（785—846）的创作尤为重要，涌现出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李贺等一大批有成就、有影响的诗人，这些诗人多为“元白”与“韩孟”两个派别的领袖或骨干。从创作渊源上讲，两大诗派都可视为杜甫的后继。“元白”着重继承了杜甫诗歌“感事”功能，诗歌创作的现实性进一步增强，并且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以白居易的诗论为代表）。而他们大量创作“新乐府”诗，一方面成为实践现实主义诗论的载体，同时也是叙事诗创作水平明显提高的标志。他们多站在国家公众的角度，体现了一种“群体意识”，诗歌内容以反映民生疾苦为主，以浅显平易的语言和乐府形式为其艺术特征。“韩孟”则主要继承了杜甫的“写意”功能，诗作中既有对现实的感触，又有主观情志的抒写；大都站在主观自我的角度，更多体现为“个体意识”，通过个人的悲痛遭遇来反映现实的黑暗；艺术上追求奇特险怪。这两大诗派再加上卓而特立、自成一家的刘禹锡、柳宗元等，共同促成继盛唐之后唐诗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 与中唐诗坛兴盛的局面相合，唐代小说创作终于迎来了繁荣时期。鲁迅在《唐宋传奇集》中指出：“唯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采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10］特别是贞元至元和（785-820）年间，传奇小说（单篇传奇）创作达到鼎盛阶段。此时的小说多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题材以男女爱情为主，体式大都为“传”体，作家多是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文人团体的成员或受其影响的文人。代表作品如：陈玄《离魂记》、李朝威《洞庭灵姻传》（《柳毅传》）、白行简《李娃传》、元稹《莺莺传》、陈鸿《长恨歌传》等。唐人小说能够在此时摆脱长期的停滞徘徊，实现重大突破，是与当时文坛风气及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李肇《国史补》卷下《叙时文所尚》在概括“元和体”特征之后接着写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沿怪也”。［8］194所谓“尚荡”，包含着不受拘束、随心构想之意；“尚怪”，则是对征奇述异的直接说明。文风如此，对于小说的发展是极为有益的。当时的时代，充满着强烈变革精神：政治上，有王叔文的“永贞革新”；经济上，有杨炎的“两税法”；思想上，有韩愈重建儒学正统的努力和刘禹锡等人对哲学问题的探究；文学上，则有韩、柳的“古文运动”和元、白的“新乐府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小说的新变与快速发展，就不足为奇了。当然，所有这一切的相继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这就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自我价值感的士子阶层，希图扭转自魏晋以来儒学不兴的局面，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包括对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重新认定。这种恢复与认定，其实就是文化的转型。而这一转型也正是传奇小说在中唐时期达到繁盛的根本原因。基于此，此时的小说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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