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这段史书，事实与数字往往触目惊心：崇祯元年，陕西籍官员马懋才在《备陈灾变疏》中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了陕西饥民食人之风甚炽，这一史实在《李自成》第三卷开封之围中通过虚构出来的张成仁一家及其邻居的悲剧性命运得到具体而形象的反映。这都是开封城内的普通百姓，无端被卷入他人改朝换代的斗争中，不管这战争是否正义，生命在战争中消失，人性在饥馑中沉沦却是不争的悲剧事实。关于历史上李自成以黄河水淹开封造成的重大伤亡，在历史家的叙述中只有短短十几个字：“丁夫荷锸者随堤漂没十数万，贼亦沉万人”③。而这一史实在《李自成》中转化为一幕幕悲惨的人间图景；在对开封城无辜百姓苦难的描写中，体现了作者对普通民众生命的同情与尊重，而这恰是某些同类题材的历史小说作家所欠缺的地方。他们往往过分关注历史的正义与进步，而忽视了芸芸众生为之付出的惨重代价，比如总是过分渲染农民起义军攻城略地的胜利，而对在战争中流离死亡的苍生则很少提及或仅是一笔带过。
在新时期历史小说中，具悲剧命运的悲剧人物集中体现为三类：帝王、士子和女性。
不论是亡国之君如宋徽宗、崇祯等，即使是强国的统治者如福临、庄妃，其命运也不能完全由自己掌握。在皇家锦衣玉食、花团锦簇的生活表象之下，掩抑不住的是恐惧、隐忧的情绪；在九五之尊的外壳里，可能是一颗非常脆弱、屈辱的心灵。
至于士子阶层，由于特殊的文化赋予的强烈的使命感与道义心，常常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是“进亦忧，退亦忧”，无论是盛世还是末世，儒家兼济苍生的宏愿实际上是很难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体系中实现的。无论这愿望背后有着如何坚强的意志支撑，其最终实现还要系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好恶和利益需求之上。即使是逢上有道明君，士子的理想抱负也会因为复杂的利益冲突或偶然的历史谬误而郁郁不得伸；倘若不幸生在乱世又逢昏君，士子的命运注定是以悲剧而收场。若坚持自己的立场穷愁不改其志，就会或者象谭嗣同（《戊戌喋血记》）那样舍生取义，以个体生命的终结来完成理想人格的升华；或者像孔子（杨书案《孔子》）那样一生偃蹇、怀才不遇。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命运最为悲惨的还是妇女阶层。外在的文化压迫与内心的文化压抑再加上自身柔弱的先天条件使她们往往最先成为社会变故的牺牲品；而女性敏感细腻的心理结构又使她们对苦难与不幸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因而心灵的冲突往往较为剧烈紧张，在这类人物身上，更容易体现出悲剧审美意味。在新时期历史小说中，几乎容纳了古代社会的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不管各自的人生道路是如何不同，她们的结局却都是悲剧性的：或者是死于非命，或者是尊严沦丧，成为封建文化与男权统治下的牺牲品。上一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民起义军中的女性形象，由于被赋予了过多的超时代的思想内容，接近于无产阶级英雄，较少文化的因袭，因而也就没有心灵的挣扎、冲突。其悲剧性只体现在最后的壮烈牺牲上，并且由这牺牲的正义与崇高来升华了悲剧。至于那些宫中妃嫔形象，无论是得时还是失势，都将所有情感与希望寄与君恩之上，而失去自我意志与主张。比较而言，倒是流落风尘的女子如柳如是、李师师等因为境遇的特殊而具有一定的自由意志与反抗精神。但这种个体意志与反抗精神终究是有一定限度的，她们仍然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要附属于男权统治之下。
构成人物悲剧命运的最重要的质素是悲剧冲突。从冲突的性质来看，新时期历史小说主要表现的是社会历史矛盾，即使是个体心灵冲突的内容，也折射出鲜明的社会文化冲突影响的印痕，因此多为社会悲剧，没有反映由纯粹人性分裂而导致悲剧冲突的性格悲剧。
具体来看，新时期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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