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与理智的真正悲剧性冲突在《少年天子》中的福临和《曾国藩》中的曾国藩身上体现得比较突出。前者内心常常掀起情感与理智冲突的狂飙，甚至几乎濒于崩溃的边缘；而曾国藩尽管常常用文化调适自己的心理机制，用理智压抑情感与本能，但后者是很难完全消泯的，因此这一过程常常伴随着因克制过度而引发的内心无言的创痛，并往往导致人性的萎缩。

    不论是处于盛世还是乱世，不论贫富贵贱，所有个体在不可逃避的衰老与死亡这一共同结局上是绝对平等的。这样，就在人的有限生命与无限宇宙间形成了悲剧冲突。新时期历史小说的悲剧审美内涵也包含了这种有限与无限间的冲突，也正是在这一冲突中传达了一种超越社会历史层面的悲剧况味，体现了作者清醒的历史意识和生命意识。

    有限与无限的冲突体现于两个层面，其一是文本叙述与阅读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历史小说中活动的人物，都是“过去式”的存在。这一时间定语就意味着人物的生命终点是在距“现在”一定距离的某一点。无论历史家和作家用各自的叙述如何试图“复现”人物的真实，但那个生动的血肉之躯却是一次性的、千呼万唤唤不回的。这一事实和人物在叙述中被生动再现的音容笑貌、赫赫功业形成了一种悲剧性反差，给人以历史的悲怆感。其二是人物命运层面，苦短的人生与功业未就的遗恨形成一对张力，这一张力主要存在于士这一阶层心中。他们意识到存在的有限，但并没有将自我放逐于幻想的无限状态之中，而是只争朝夕，抓住现在，而人正是在生存的现在中才创造出永恒的意义和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期历史小说中士子们与时间的抗争，显示了人类精神不屈与超越的一面，升华了悲剧，并成就了人物的悲壮美。比如，在《曾国藩》中，我们从叙述时间的推移中会捕捉到那悄然流走的历史时间，正是它一点点将主人公带入病弱的老境，使其无力再去实现他的中兴之梦；小说后半部的曾国藩不仅处理政事常感精力不济，而且出现默想死亡、怀念家园这样一些典型的老年心态，但作为一个曾经以天下为己任积极进取的儒生，当他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衰老之境时，并不甘心完全受时间的摆布，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血性”和儒家的道义感责任感使他在死之将至时，一面压抑心头对生命将尽的悲哀，一面还要奋力支撑兴办实业、训教后生。

    在新时期历史小说中，因社会政治斗争而付出生命的人物的死亡集中体现了社会矛盾冲突，因此其悲剧性并非来自这里所说的有限与无限的冲突。真正体现由这一冲突产生的人生无常之悲的通常是非社会化的自然性的死亡，如《曾国藩》中的曾国藩之死，《少年天子》中董鄂妃之死。这种死亡属于黑格尔所说的第一种比较低级的但对整个悲剧艺术整体来说又有其自身独立价值的冲突。它们不仅

    破坏了生活的和谐，而且还能发展出一种精神性的分裂，即不再是偶然性的自然事件，而是被赋予某种社会意义或成为进一步尖锐冲突的起点。曾国藩之死使人看到的是生命如何在无谓的官场斗争中空耗，如何在内外交困中加速死亡进程的；董鄂妃之病死也是一颗敏感多情的心灵遭逢压抑、险恶的后宫生活的必然结果，并且由人物的病死导致了更大的冲突，引发了种种不同的反应；因此，曾国藩、董鄂妃之病死虽然体现的是生命的局限，具有人生无常之悲，但从根本上看还是暗含了社会意义的悲剧况味的。

    悲剧意境是指在历史小说中由某种独特的环境、人物言行、心境经叙述者的言词与意象选择等叙述策略组织而成的集结着某种悲剧性情绪，散发着浓重悲剧气息的具体的叙述单元。它们散落于文本各处，或在情节之中，或在情节之外，往往使阅读者“陷落”其中，被弥漫的悲剧意绪所笼罩而至于悲其所悲的境地。可以说，这种悲剧意境是最能体现历史小说悲剧艺术魅力，并能有力控制读者情绪的叙述单元，具有令人回味无穷的言外之意、韵外之旨。

    比如《曾国藩》第一部的结尾，由环境及人物心境共同构成了一种悲剧意境：灰暗、荒芜的自然意象及人物灰暗、悲凉的心境，传达出一种惑于前途茫茫、世道不公的悲怆。

    有时，悲剧意境是由场面与人物言行共同构筑的，如《李自成》中崇祯亡国前的那段描写，除了生离死别的凄惨场面外，人物的语言对于构筑悲剧意境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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