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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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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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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05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首航600周年纪念日，从此每年这天被定为中国的“航海日”。五十三年前的1956年，台湾当局也将同一天定为“航海节”。
世界进入后工业化以至信息化时代，全球一体化蔚成潮流之际，有心“以史为鉴”，忆郑和（1371-1433 ？），知兴衰，不免面对以下大哉三问：
1. 梁启超（1873－1929）问题：
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将“郑和下西洋”与西方的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达伽马（Vasco da Gama, 1460—1524）等的航海事业进行了比较。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梁启超问题”：
“ …… 郑氏之烈，随郑君之以俱逝。则哥伦布之后，有无量数哥仑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郑和以后，中国航海事业终止，与西方的海洋地位差距越来越大，是谁之罪呢？
2.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问题：
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西方更为有效？而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的数理化知识以及相关的先进技术，却辉煌而迅猛地兴起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以后的欧洲？
3. 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 1864—1920）问题：
较之于西方，中国尽管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就像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或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一样，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这是为什么？
上篇：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据说中国民间人文研究最热门的两件事，一是“红学”，另一个就是“郑和”。
从明成祖（1360 - 1424）永乐三年起，在1405至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郑和率队七次下西洋，是值得长久缅怀和深入研究的重大历史事件。据传“下西洋”每次出动二万七、八千人，舟船逾二百、包括“宝船”等艨艟巨舰六十余艘，历访三十余国，航迹远达非洲东部，轰轰烈烈、盛况空前，充满了喜庆的意味；其史无前例的航技水平和宏大规模，激励着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自信。但是，从社会发展轨迹的历史视角看去，这一非常壮举背后的悲剧性警示意义，恐怕更应引起后人悚然惊心、深入检讨，痛切反省。
尽管郑和远航表明，中国人拥有称雄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结果自愿地退却了。“下西洋”成为中华帝国走向海洋的绝唱，国运趋于没落的一场“回光返照[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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