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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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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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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的身世、才干和经历看来，必不甘湮没于险恶无常的宫闱政治漩涡当中。郑和若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回失落了的自我，重拾祖辈雄风，突破前程极限，“下西洋”壮举当是最值得追逐的第一浪漫梦想。本同印度洋无所瓜葛的的朱棣，极可能受了“贴身顾问”郑和的直接影响，终于作出了“下西洋”以及委派郑和为正使的重大抉择。
3. 史家猜测“下西洋”可能与追缉被推翻后失踪的建文帝以及张士诚余部等有关，但至今无法确证。
朝廷存在对立的赞成派和反对派。赞成“下西洋”的除了永乐皇帝朱棣之外，一般不是朝臣，而是和尚、相士、太监和军人。这些人以各自的特殊身份影响着皇帝的决策。反对者则多为朝廷大臣，其中以经历了四代皇帝的户部尚书夏原吉（1366 - 1430）最为执着。大臣们的反对，固然有不满宦官参政的原因，但主要着眼于耗费巨资，不利国计民生；由于“下西洋”本来谈不上什么商业意义，所以反对派其实不涉“反商”这一命题。
夏原吉作为财政大臣，坚持反对铺张糜费的“下西洋”以至劳而无功的“御驾北征”等“不世伟业”，但不能违抗君命，一直兢兢业业，勉力筹划，保障后勤支持。永乐后期，国库经过多年支付“下西洋”、征伐漠北和安南、编撰《永乐大典》、修建大报恩寺、重新疏通大运河等一系列巨型工程，以及建设新都北京城等浩大开支，早已捉襟见肘。这时大臣们纷纷进谏成祖罢远航，连当年支持下西洋的中书舍人袁忠彻等也进言“取宝之非”了。
1423年第六次下西洋期间，北京皇宫刚刚建好的三大殿被闪电击中，引发大火。明成祖认为是上天示警的凶兆，“诏求直言”时，翰林院侍读李时勉侍讲邹缉等都以“郑和下西洋”为不当之举。加上夏原吉报告国库收支困难状况，使得成祖不得不下旨暂停“下西洋”。
次年八月，明成祖第五次北征回师途中，在沙漠中病故。子仁宗继位后，夏原吉立刻上书，要求罢“下西洋”事，节约国用。仁宗言听计从，下诏曰：“下西洋诸番等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真的是“人亡政息”了。
于是浩浩荡荡下西洋的船队被搁置在南京港口，着郑和任“南京守备”（明制本无此职，大约因安置郑和而特设），率部下官兵修理南京宫殿。皇帝竟然不发给他们维持生计的月粮。当时南京的地方官李隆仗义上书请米，仁宗勉强同意，却拨下了专给囚犯吃的罪人米充抵郑和官兵的口粮。
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子宣宗继位。郑和副手为辛勤修理南京故宫竣工的军民请赏，岂料宣宗无故大发雷霆，命令司礼监斥责“郑和毋妄请赏赐”，甚至直接派人警告郑和“谨守礼法、毋窥伺朝廷，一切非理之事，不可妄有呈情。”
“下西洋”不仅经济效益阕如，政治上也没有明确有效的建立长远外交关系目标。郑和航海停止后，海外诸国与中国的关系马上就疏远了，“外藩贡使多不至”。宣德五年，在南京苦守六年，失意、失望至极的郑和，向新君提出了死谏。那时夏原吉已去世，宣宗为扭转诸番国朝贡不继，国门乏人叩问的失落局面，1431年1月派遣年届花甲的郑和，以较小规模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
这次郑和船队到达了回教圣地麦加，大多随船穆斯林实现了朝圣夙愿。据学者考证，1433年4月，郑和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的古里，葬衣冠于南京牛首山。也有另说以为郑和回国后在1435年去世。
来华纳贡朝拜的各国使节们，多要搭乘下次“下西洋”免费便船返国，恐怕这也是“下西洋”欲罢不能的一个原因吧。一旦罢航，最后一批使节回不去了，不得不在中国等了三年，直到英宗登基后，才有机会搭乘爪哇国的船只回去，但在海中遭遇风暴，不幸溺死了五十六人。
宝船罢航，海外诸国得不到明帝国的慷慨恩赏，很快离心离德，甚至心生怨怼，朝贡关系不克维持，来自印度、西亚、非洲诸国的入贡旋即绝迹；英宗正统年代之后不久，朝贡制度就名存实亡了。那时的明朝皇帝已经摆脱了《马克白》式心理危机，国势则走上了下坡路，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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