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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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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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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瓷器、饰品、丝绸、茶叶、棉布、金属器皿、各色农具等。遍历诸番国，宣诏、给赐，不服则武力慑之。换来的是“进贡” 专供皇室和贵族官僚享用的象牙、香料、珊瑚、珠宝、补药、珍禽异兽（狮子、驼鸟，以及误认为瑞兽麒麟的长颈鹿等）和各种奢侈特产，或者在异域采办一些珍奇玩物。说白了，好像一个携带巨款的家奴，为主子出洋采办奇货，以博君主“龙颜大悦”。此外，还要承担来贡人员的大量赏赐和高规格接待费用（永乐晚期前来朝贡的达六十多个国家；第六次下西洋时，跟随郑和船队来华的有一千二百多位“外宾”。）总的来说，这种航海活动“贡少赐多”，“厚往薄来”，根本没有像西欧航海业那样带来巨额商业利润，反使国库空虚，乃至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基础。
有人指责宫廷权术斗争导致“罢宝船弊政”，归咎于一些身居要冲，崇尚“轻利反商”，鼠目寸光、妒贤嫉能、阴险毒辣的“儒臣”的阻扰和反对。实际上这种说法乱了思维逻辑，颠倒了正反黑白，看不到决定中国陷于每况愈下的悲剧命运的深刻原因。不敢恭维也。
船队所消耗的财富，必然转嫁到人民的税收头上，中国本土经济包括最富饶的江南地区的发展被极其严酷的高税率所抑制；成为明朝政府和人民的沉重负担。由于国家支出过大，赋役征派繁重，有些地区农民揭竿造反了；永乐十八年（1420年）山东女子唐赛儿领导的起义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支。如此大规模消耗性的郑和航海活动根本不可能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注定要招来皇帝反悔和统治集团内部纷纷指责，无以为继，沦为绝响。那么大臣们的反对有什么不对呢？
郑和去世后，明宣宗之子，第六代皇帝英宗曾打算派遣都指挥马云等再度出使西洋，忠义前卫吏张昭上疏称：“今畿辅、山东仍岁灾歉，小民绝食逃窜，妻子衣不蔽体，被荐裹席，鬻子女无售者。家室不相完，转死沟壑，未及埋瘗，已成市脔，此可为痛哭者也。望陛下用和番之费，益以府库之财，急遣使振恤，庶饥民可救。”大臣们都认为言之有理，马云的西洋之行终未能成功。到了成化九年，英宗之子宪宗追慕先帝功绩，有意重下西洋，也为臣下痛谏阻止。正如一位老臣刘大夏所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以后明朝八代皇帝再也不提下西洋的事了。
如果说郑和航海能够促进中外商人进行海上贸易，那只能是所谓“贡舶贸易”：指外国贡使来华，除携带贡品外，准许捎带一些商货进行贸易。由于朝廷对此提供种种优惠，不仅一度全免税收，还高价收购其部分商品，多属亏本买卖。（《明史. 食货志》载，有司请征其税，明成祖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不听。）随着郑和航海事业的终结，朝贡和相应的“贡舶”活也就迅速衰落了。
由于彻底封锁了中外正当贸易的渠道，民间的走私与海盗结合了起来，特别是同倭寇勾结的走私和海盗活动，在沿海地区大肆骚扰掠夺，成为有明一代的心腹大患。一些有见识的官员察知关键所在，指出应在加强海疆军事力量的同时，取消海禁，重开海市；如此“不仅可使倭党自行溃散，也可使濒海之贫民假此为生，不萌参与寇盗之意”，“市通则寇转化为商，市禁则商转化为盗”，但未获朝廷认同，结果损失最重的是沿海民众和国家利益。
明代后期倭患渐息，特别在万历帝（神宗）近三十年不上朝，政府陷入空轉的乱局中，某些地区一度略有放松海禁，但仍然保持着苛刻的限制，束缚着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其后清朝制订了更加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一直延续到了鸦片战争前夕。
那么，明成祖当年不惜工本，大张旗鼓，派遣郑和远航究竟动机为何，应该如何定性？
按照梁启超的推断：“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好一个“虚誉”“自娱”。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下西洋”堪称一场中国古代最为不惜工本、劳民伤财的花架子“面子工程”或“政绩工程”；换来的只是在南洋转瞬即逝的“政治影响力”，没有给中国带来实际利益，没有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各国的历史进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贡献可说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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