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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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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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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等种种“萌芽说”，前后竟然相差两千多年；其实无论那一代，哪里存在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只是牵强附会一时商业活动活跃的暂态表象，雾里看花般梦幻错觉罢了。间有明初“资本主义萌芽”之说，将“郑和下西洋”与发展海外贸易搅和在一起说事的，无非又一个穿凿用智、聊供自慰的例子。
元末明初的乱局中，出现了沈万三（1330-1379）这样的成功大商人。据《明史》记载，江南巨商沈富，字仲荣，号称万三（家产万贯以上，排行第三），为新兴的大明朝输粮献金，承包三分之一南京城墙工程；起先皇上恩赏有加，实则“太祖屡欲杀之”。沈万三还想助朝廷犒军，帝曰：“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经马皇后劝谏，改戌云南，客死他乡。沈万三被捕时，立业之地周庄镇上株连甚多，有尽诛周庄居者之说。
洪武十九年春，沈万三长子“以户役故，缧赴秋官；时伯熙（沈万三次子）亦获戾京师，适与兄同系狱。” 伯熙当年就死在牢中。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沈万三女婿顾学文被坐蓝玉谋反冤案，诛连沈家六口，近八十余人同日凌迟。沈家可谓因为“富可敌国”，尽管竭力讨好君主，逃不过家破人亡，满门抄斩，财产籍没的悲惨结局。明廷仇商立场，由此可见一斑。
明代的抑商政策体现在官府对商业的过度管制（如市籍、专卖、海禁等制度），对商人的过度剥夺（如沉重的商税、铺行火甲等），以及严厉限制迁徙自由（如里甲、路引制度，实行城乡分隔，农民无法自由迁徙、自由进入城市市场。）等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为官僚权贵利用特权经营工商与民争利。
至于海上贸易，尤在遏制之列。海商来去无踪，征税相当困难，最可能成为朝廷无法控制的强大异己势力。特权统治阶层为了满足穷奢极侈的需要，神州幅员广大，“天朝无所不有”，尽可予取予求；即便喜好海外珍奇，也可经由官方特殊渠道获得，无需指靠民间贸易。加上采行消极的海防政策，明朝建政伊始，即将“海禁”定为国策。
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1328-1398），在洪武初年就将“海禁”写入《大明律》，为否定航海贸易下了死命令：“严禁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并将沿海军队和没有田地的贫民合编成戍守海防的军队，用以执行海禁政策。朱元璋多次下诏严禁沿海军民和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并且对市场上私自贩卖番邦货物的商贩进行严厉打击。
明成祖朱棣向侄子建文帝朱允炆夺位篡权成功后，紧遵父训，在《即位诏》中宣布：“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在沿海官员奏称福建濒海居民仍有私自下海和外国贸易时，朱棣“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明成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亲自支持和主导远航事业的雄才大略强势君主，但他发动的“郑和下西洋”，显然没有带动民间海上商贸活动的意图，如果说发展了官营国际贸易，那么充其量只是“厚往薄来”的一时性的“朝贡贸易”罢了。
郑和船队浩浩荡荡，云帆蔽日，巍如山丘，浮动波上，实质上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容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及至清朝政府，甚至规定：片帆寸板不许出海，出界以违旨立杀。
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欧洲进行“地理大发现”的航海家们具有明确的经济目的。当时土耳其控制了地中海通往东方的传统商道。另一条从地中海经埃及由红海通往印度洋的海路，又控制在阿拉伯人手里；西欧基督教文化区的航海家们力图绕过东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势力，开辟到印度、东南亚、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新航路，直接与他们做生意；而支持他们的国王们也期望从中获得巨额财富。
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西欧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是发展海上贸易的根本推动力；目标在于寻求新的财源，满足国库和社会的需要，特别是为新兴资产阶级事业开辟广阔的活动场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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