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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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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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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王朝，无不爱好花架子“政绩工程”，以虚誉自娱；然而，“郑和下西洋”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由独一无二的明成祖朱棣所促成的非常之举，或者说是一项孤立的超大型花架子“政绩工程”。过去未曾有过，此后不再发生，也不会激起连锁反应。
朱棣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依靠杀人如麻、残酷镇压的高压恐怖手段，掌控着最高统治权力，好比莎士比亚心理描写名剧《马克白》（Macbeth）刻画的那位苏格兰篡位国王，生活在噩梦连连，夜不成寐，多疑和恐惧的异常心态之中，担心继位合法性不获承认，害怕天地祖宗的惩罚。他决意迁都北平，远离冤魂幢幢的石头城。他特别需要借助灿烂辉煌的圣德神功建树“政绩合法性”，换取“奉天承运”的“公允”、自信和安全感。
朱棣作为强势的篡位新君，当然会效法李世民，一位兄弟相残夺取大宝，具有类似不光彩经历的君主为榜样，向往盛唐贞观治世万邦来朝、不可一世的天可汗威仪，一床锦被何愁遮盖不了百丑？为要赢得大批夷狄番邦来朝，东面以大量恩赏为代价与强悍的日本暂时建立了宗藩与册封关系；北方蒙元残部威胁不止，形势仍然严峻；西部有蒙古帖木儿帝国阻挡；南方除了接壤的安南因内部事端引起明朝出兵干预外，海外诸国几乎从未滋事，一旦出洋宣抚，可期大见成效也。
朱棣作出南下出海召贡的决策，尚有以下支持因素：
1. 唐宋两代，海船制造和海运技术都有可观的进步。蒙元政府虽也借重“儒术”治国，但未受“儒家”（“伪儒”）传统的严格制约，奉行比较开放的外交和贸易政策。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不等统一江南战争结束，便诰谕海外国家：“诚能来朝，朕将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卷10）此时蒙古人在俄罗斯、中亚和东欧等地建立了钦察、伊儿、窝阔台、察合台等诸多汗国，中国派出的使者，可以手持令牌一路畅行无阻地到达阿拉伯和欧洲；海上漕运非仅需要，而且空前方便。元代“官本船”与私人航海贸易并存，并颁布了《市舶则法》，设立了保护百姓舶商的条款，因而“富民往诸蕃商贩者，率获厚利，商者益众。”（《元史》卷205）导致海上贸易繁荣发达。
元代无论航行规模，还是造船和航海技术，都超过了唐宋。元时中国旅行家汪大渊（1311-1350），在郑和出生前三四十年中，曾两次航海周游列国，写成了《岛夷志略》，记载涉及二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印度洋沿岸和地中海沿岸做了详细介绍，提供了大量关于贸易、航线和民俗方面的珍贵记录。这时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已经由西域和阿拉伯推展到了欧洲。
明初集前朝航海技术和经验之大成，中国航海能力达到了巅峰状态；加之开国以来实行休养生息、移民垦荒和屯田政策等积累的财富，为“下西洋”提供了必要的技能和财力保障。
2. 郑和的个人因素值得重视。郑和原名马和，生于云南昆阳一个有名望的回族家庭。先祖为西域普化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布哈拉）国王，归附宋朝，加封庆国公。宋亡，五世祖归顺元朝为官，后追封咸阳王。曾祖封滇阳侯。祖父封淮安王。祖父和父亲早年曾驾船漂洋过海，到达红海一带，去过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城）朝圣；他们讲述东南亚、印度洋一带海外各国风土人情、珍闻轶事，并以远航圣城为荣耀，想必印象深植孩子心灵。
马和12岁那年，在改朝换代的干戈动乱中，被明军擒获，作为敌方子弟遣送南京，经过阉割，留在宫廷当太监，辗转落入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门下。
出身世家的郑和惨遭不幸，成为去势残废贱民，但歷史的荒誕性造就了命運的戲劇性。朱棣在夺权斗争中，不拘一格用人才，突破了乃父关于限制太监的禁令。马和长得浓眉大眼，体态健美，且聪明伶俐，才智过人，忠于职守，出入战阵，屡建奇功，深受朱棣赏识。夺权成功后奖赏“靖难”功臣时，马和因在河南郑家坝战斗中战功赫赫，被赐“郑”姓，并晋升爲四品内官监太监，这是宦官中最高的品级。
郑和目睹永乐帝猜疑、残暴成性，周围近臣自保也难。刑余阉人尽管立功受奖，忝列庙堂，总是成不了正果；加之出身不好，必须在歧视和倾轧中“夹着尾巴”讨生活。从郑和非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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