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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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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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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称赏基督教新教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成功进行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韦伯还是那时候少数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并实际着手研究的西方学者之一。他在1916至1919年陆续发表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中，专门论证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的原因。
韦伯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制度和技术等方面的特征之后，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些“物质的”、具体的因素上，有利和不利的方面都存在，而决定性的影响来自精神因素，即“儒教”（“伪儒”— 作者注）与道教的消极和传统的本质。断言“儒教”传统缺乏“入世制欲主义”（新教伦理中以聚财致富和节制消费为天职的信条）的积极因素，与资本主义精神格格不入，来反证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独特推手作用。韦伯从中国士阶层和西方市民阶级的对照中，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理想”。士的“君子”教育，培养的是娴习经典与礼仪的优雅格调，但鄙视专业知识，缺乏进行改革的动力。而道教所具有的消极避世和神秘主义倾向，也使得它无法产生改造世界的革命性的举动。相对地，西方市民阶级则是以世俗职业作为自我实现的场所，一种目的理性式的、计算的、专业的行为倾向构成了现代“职业人”的性格特徵。可见西方中古城市发达的市民阶级所发展出的风格独特的各种制度，
韦伯作为一个不懂中文的外国人，利用当时从西方传教士和殖民活动中获得的一点有关中国知识以及少量的被译介过去的经典书籍作为研究依据，能对中国问题的症结有如此深切的见地，真是难能可贵了。可是韦伯的中国知识和汉学研究水平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他显然未能揭开真儒蒙尘历史悲剧的帷幕，无从察知“真假孔子双包案”的存在。
中国特色的“路轨转辙器”把自己的历史引上了无所进步的陈轨旧道，千百年循环转圈不已。以至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riedrich Hegel，1770 - 1831）谈到中国的时候，竟然认定：“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复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某种“路轨转辙器”之所以能够长期支配一个国家的命运，阻断发展进步的大趋势，决非孤立的“心态文化”独角戏所能为，必有政权力量的决定性支持与控制。诉诸中国和世界历史经验，若是一个国家、民族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意味着这种因循无已的“劣质转辙作用”堪以铸就停滞不进的超稳定运行机制，非经外力抨击，几有万世不易之静气。
这三个条件是：
1. 一个无制衡的绝对权力政权。
2. 一个可以用来支持绝对权力政权“常盛不衰”、“永世其昌”的思想信仰体系。
这种思想信仰体系，相当于韦伯所说的“路轨转辙器”，必定提倡愚忠唯上，压抑民众的个人自我意识，取消民众独立人格，否定民众自由发展的权利。
这种思想信仰体系，可以是神性的宗教，也可以是非神性的理论体系，但后者若为绝对权力政权所利用，往往会被赋予类似宗教的“神性”权威特征，就像中国的“儒教”那样，成为“不是宗教的宗教”或“另类宗教”。
3. “政教合一，教为政用。”统治者集世俗权威与精神权威于一身，思想信仰体系沦为从属于绝对权力控制下的愚民工具。
三者齐备，就形成了“天无可逃”充分条件。
这种情形，既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世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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