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必然性是指在历史进程中不自觉地起着作用的力量，是由各种互相交错的意志所形成的历史合力，由这一合力所导出的实际历史进程往往和每一单个意志并不相符甚至互相冲突。这种历史的必然性被普列汉诺夫称为“象自然规律一样起作用的历史运动的盲目力量”④。在中国古代社会，也将其视之为人类无法把握与改变的循环消长的天道，是自然与社会发展的所谓“定数”。旧朝的灭亡往往被人认为是气数已尽，新朝的建立则是气数所钟。个体意志与这种“气数”的冲突往往是悲剧性的。封建社会晚期的宋、明、清三朝积弊已深，其灭亡之势非二、三有志之士的意愿与行为所能力挽。当这些有志之士的意愿是真诚的，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当旧制度自身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是合理的时候，旧制度的历史就是悲剧性的”⑤。这里是说，《金瓯缺》中的马扩，《白门柳》中的东林复社诸子，《李自成》中的崇祯，《曾国藩》中的曾国藩，《张居正》中的张居正，他们为挽救国势的危亡所作的努力虽然不能代表历史的进步潮流，但同样也可以算得上是悲剧性行为。因为他们所犯的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历史的谬误。甚至就个人品质来说，他们还具有某种优秀的质素，就其主观愿望和客观行为来说，在一定限度内还具有某种合理性和积极效果。因此，他们的命运可以称得上是悲剧人物的悲剧命运。

    个体历史活动的主观愿望有时是符合历史进步趋势的，代表了新的、先进的生产力要求，但历史发展的轨迹却往往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呈现曲折反复性。这一愿望的达成要经过无数次同对立面的斗争才能实现。甚至当对立面旧势力的力量过于强大时，新生力量往往会暂时遭到失败或毁灭。这就构成恩格斯说的经典的悲剧冲突：“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⑥。而代表这一历史必然要求的人物就是真正的悲剧英雄，悲剧英雄的失败或毁灭往往体现美学意义上的壮美和崇高。新时期之初历史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这样的经典的悲剧英雄，如《戊戌喋血记》中的谭嗣同，《星星草》中的赖文光，《大渡魂》中的石达开，《李自成》中的李自成等。

    历史与伦理的悲剧冲突，几乎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进程中。对这一冲突的认识，不仅是哲学家、历史家有关历史人生的悲剧意识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历史小说家或明或暗地体现在作品中的历史意识的一种主要表现。有时这种史家意识的冲动会使作家中断故事叙述的进程，插入一段评议，表示对历史与伦理的二难选择：既认识到历史的进步是一种广义的善，同时人道主义精神又使他们不由自主地对为这一进步付出代价的芸芸众生表示同情。所以，在他们的小说中，我们会看到代表不同利益的处于对立面的冲突双方都不是体现绝对意义上的纯粹恶的反面形象。在刘斯奋的《白门柳》中，叙述者一方面不得不暗示满清的统一中原是大势所趋，是以新朝气象一扫前明浊乱。而清军镇压各地叛乱，也是为最终求得国家一统、社会安定。但叙述者的人道关怀使他更关注的是：在满清一统天下的凯旋高歌中，是江南民众家破人亡、血流成河的人间惨剧。而曾国藩的功业背后是殃及无辜的残酷杀戮。同样，我们前面提及的《李自成》中的围攻开封之役，也体现了历史与伦理的冲突及叙述者在其间的矛盾态度。难道真如黑格尔所说：由于英雄人物的身躯过于魁梧，在他行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践踏路边的小草?⑦

    在情感与理性这一对矛盾冲突中，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人的自由自在的情感需求或潜意识层面的本能冲动与文化的对立。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从最初的孔孟学说发展到宋明理学，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压抑人性、“克己复礼”的严密体系，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使自然人性与文化的分裂状况愈益严重。并且由于后者对前者的长期遮蔽，使得千百年来的史书记载中的人物被抽取掉真实的人性，成为单纯演绎文化意义的功能性符号。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曾一度将史书中文化的人还原为自然的人，用生命的本能冲动来重新解释纷纭历史表象背后的真实动机。但这种自然人性的恣肆弥漫将人的社会、文化因袭的分量挤干从而也就使自身失去分量和依凭。新时期历史小说展示的主要是历史人物的社会历史存在状态，但也没有忽视人物内心的情感需求和本能冲动。在早期的反映义军的小说中，如《星星草》、《九月菊》不乏对义军将领细腻爱情心理的描写。但主人公的这种情感需求并不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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