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崇祯在临别太子时所做的殷殷叮嘱,完全是一个平常人家的慈父口气。不管历史上的崇祯,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它完全符合特定境遇中人性的真实,并由其内容与人物身份的错位、反差而透露了社会变动的信息,有力地突出了人物的悲剧命运,烘托了悲剧气氛。
有时,悲剧意境是通过一种今与昔、永恒与有限的反差来构筑的。如《李自成》中的崇祯在煤山自尽之前的描写。由煤山的自然景象触动人物心弦,引发其对美好往昔的回忆,加重了现实境遇的不可承受之重;在其吊死的古槐上及其周围,是绽放着生意的嫩芽,由此岁岁常绿的自然物来衬出生命短暂不可逆转的悲哀。
有些悲剧意境是由一些积淀着中国古典文化悲剧性审美因子的原型意象与特定环境的组合搭配而传达出来的。这一原型意象经由文化的无意识传承往往和某种固定的悲剧情感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对应关系。比如《李自成》第五卷中在李自成死后,叙述者设置了一种带有古典浪漫主义悲剧气息的意境,以此来升华英雄人物之死,使其达到诗意的境界。在这一情境中,最终化为岩石的义马与似血枫叶的意象交织出现,通过叙述者的组织安排织就了一种浪漫的凄美。化石之人或动物是古代传说中经常出现的原型意象,其中蕴含着一种望眼欲穿、地老天荒的期盼与绝望以及绝望之后忠贞不移的凝固品性。而萧萧秋叶则是悲秋意识的典型投射客体,悲秋实际上是悲天道循环中的生命之有限,经霜而红的枫叶常常使人联想起生命的不屈与傲然及其曾经的灿烂辉煌。即使其飘落也是那样有气势地“刷刷”落一阵。与那种枯枝败叶的衰颓意象全然不同。无论是义马还是枫叶,这些文化原型在叙述中的出现唤起的是一种悲壮的感受,浪漫的联想,有效地升华了李自成之死,使其超越了世俗的层面,而染上了几分神话色彩,使得流淌于这一悲剧意境中的悲剧性情感也洇染得淡远、绵邈,给人的感受是悲壮但不悲观,明显有别于崇祯之死的悲剧情境中弥漫的那种紧张得近乎崩溃的悲怆。
在《金瓯缺》结尾的悲剧情境同样也是由一些积淀着传统悲剧精神的文化行为与文化意象来释放出其悲剧内涵的。刘、马扩等在历尽沧桑之后重逢于岳阳楼,于黯淡月色中泛舟洞庭湖,把酒酹月,对空明志。泛舟湖海、寄情水月,原是中国文人于人生失意时经常演练的一种带有避世倾向的文化行为。李白厌弃世事时曾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苏轼仕途遇挫时也曾想“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在这些看似旷达潇洒
的行为背后,实际上隐含了对世事的深深失望和因个体价值难以实现而导致的悲郁之情。因此,在《金瓯缺》结尾的悲剧情境中马扩等人的文化行为自然引发了一种人生失意、壮志难酬的悲思,使整个情境显得低沉、黯淡,同时又有几分“出世”的飘逸。其中与李师师借琵琶声相逢的场面,又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白居易的《琵琶行》那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慨叹,有着言说不尽的梦幻感与文化韵味。
新时期历史小说与某些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在审美特质上的最大区别就是其中所渗透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正是小说家清醒的生命意识与正视人生的理性精神的体现。而戏说历史的作品,以其浅薄的乐观主义、虚幻的“曲终奏雅”而消解悲剧,不过是娱乐化时代的消费文化产物而已。
注释:
①转引自江少川:《高阳历史小说的悲剧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专辑。②这里所讲的历史小说指的是《辞海》中所界定的“通过描写历史人物和事件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和发展趋势,使读者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历史并得到某种启示。它容许适当虚构,但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应有历史根据”。据此,新历史小说和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不在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之内。
③(清)夏燮:《明通鉴》(下),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445页。
④⑤⑥⑦转引自许苏民:《历史的悲剧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第28页,第25页,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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