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见列森：《雍和宫：北京喇嘛教寺庙的一项肖像学研究――喇嘛教神话和崇拜考》，第1卷，据“中国西北各省科学考察报告”，斯文·赫定博士率领，出版物第18卷，斯德哥尔摩，1942年，第59页。这种阅读是来源于列森根据汉文和满文的评论和翻译描述的。列森还补充了附带说明的评论。该石碑的藏文一面提供了一种有些不同的铭文。藏文铭文为：zhva ser bstan pa mchog tu bzhung pa ni／sog po tshovi vdod pa dang bstun pa yin ste zhin tu mkho bavi gnad che／de bas gtso che bar dgos／yvon gur gyi dus ltar bla ma rnams la kha bsags dang rgyab byas pavi tshul gyis bkur ste bya ba min／（“对于提高‘黄帽’的教义的地位，这与蒙古人的愿望相一致，并且是最根本的。因此，应当是当务之急。［朕］不会像元朝那样，以赞扬和阻止喇嘛的方式来尊重他们。”）关于藏文文献，见弗兰克（Otto Franke）和劳费尔：（Epigraphische Denkmaler aus China I。　Lamaistische Klosterinshriften aus Peking，　Jehol，und Si－ngan），柏林，1914年。这一段出现在第一片藏文上的第三行大写字母中。

　　16　列森：《雍和宫》，第58页。在《喇嘛说》中，“喇嘛”是以发音相同的汉文字还原的，而不是按照自从明朝就已采用的一种惯例来翻译的。在此，我采用了列森的翻译。他的最后一句没有作出判断，这样写道：“‘喇嘛（教）’也代表‘黄教’。”该碑的藏文一面写的是bla mavi slab bya la zhva ser gyi bstan pa zhes yod（喇嘛的训练被称为“黄帽”的教授）。第一句似乎也不同。藏文为bod kyi rab byung pa la bla mar vbod nas brgyud pa yin（传统上称西藏人为放弃财产、断绝关系的喇嘛）。关于这份藏文，见弗兰克和劳费尔。这段出现在第二片藏文的第二行大写字母中。

　　17　皮卡尔：《已知世界各国的仪式和宗教习俗》（法文版），伦敦，1741年，第425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西藏宗教的一种更详尽和更准确的记载，当时已经由耶稣会传教士德斯得里撰写出来，他于1716－1719年曾在西藏生活。遗憾的是，他的成书于1733年的Relazione，直到1875年才发现。

　　18 赫德：《人类历史哲学概论》，T·丘吉尔翻译，1800年；再版，纽约：伯格曼出版社，1966年，第302－303业。
　　19　卢梭：《社会契约论》，柯尔翻译，伦敦：J。M。Dent　＆　Sons，1973年，第272页。在康德于1794年撰写的论文“一切事物的结局”中，他轻蔑地提到了“藏族和其他东方民族的”泛神论。见康德：《永恒的和平与关于政治、历史和道德的其他论文》，哈姆夫瑞翻译，印第安那波利斯：哈克特出版公司，1983年，第100页。
　　1777年，约瑟夫·玛利·阿米略特出版了《北京的传教士撰写的关于中国的历史、科学和道德的回忆录》，第2卷，巴黎，1777年，在这部作品中，文明发现提到了“道士、和尚和喇嘛的三种崇拜偶像的教派”。见第395页。

　　20　帕拉斯的报告以3卷本的形式用德文出版：Reise durch verschiedene Provinzen des Reichs，圣彼得堡，1771－1776年。特鲁斯勒在其《适宜居住的世界描述》的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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